总之,和的全部财产合计达白银8亿两,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要知道,统治了大半个东亚的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7000万两白银,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是2亿两,《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也仅45000两,而和珅的财产竟然超过清帝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样的数字怎能不使人感到震惊?

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的侵朝战争,在东亚的历史长河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姑且不论丰臣氏因这场战争而衰落,并最终导致德川氏夺取日本政权,仅就惨遭兵燹蹂躏的朝鲜来看,便是一幅“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另外,在这场战争中明朝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这必然会加速其灭亡的进程。然而,趁着明、朝两国因战争而国力大损的有利时机,定居于两国交界处的女直部落则迅速发展起来,在不久之后建立清朝并称霸东亚。

15世纪极一时的琉球转口贸易在进入16世纪后趋
于衰落。与此同时,东海和南海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欧洲迈入近代的门槛,西欧诸国兴起一波“地理大发现”的热潮。其中葡萄牙人继发现印度航线后,又于1511年占据马来半岛上的交通要地—马六甲,并以此为据点向东亚地区渗透。很快,到了1517年,广州港就出现葡萄牙船只的身影,这些葡萄牙人要求与明朝通商贸易。而此时正值明中期正德帝时代,明朝地方政府基于海禁政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过,葡萄牙人着眼于支那贸易的广阔市场,又受到走私利益的驱使,故继续乘船北上寻找机会。而明朝虽然采取海禁政策并屡次重申禁令,但效果不太理想。16世纪,明朝沿海偷越国境的走私贸易十分猖獗,很多支那商人违反禁令乘船出海。受此影响,福建漳州的月港和宁波的双屿成为其与葡萄牙人进行走私交易的根据地。
此外,明朝商船在日本最后一批遣明船停止活动之时,突然开始前往日本各地从事贸易活动。这种公然违反海禁政策的走私贸易,其目的就是从日本带回白银。因为进入15世纪后,支那地区盛行使用白银作为流通领域的支付手段,以往缴纳实物的地租也逐渐被白银化的“金花银”所取代。但是,在支那社会中变得无比重要的白银,在其国内的产量却很低,而日本白银的产量却从16世纪中叶开始急剧增加。着眼于此,支那商人开始吸引日本商人参与走私,以期获得白银,这也是此时走私贸易突然兴盛起来的一个原因。

于是,皈依了格鲁派的俺答汗授予索南嘉措“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该尊号是一个梵、蒙、藏三语的合称。“瓦齐尔达喇”在梵语中意为“金刚持”,“达赖”在蒙语中意为“大海”。自此以后,格鲁派的法王便被称为“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虽说是首个被封为达赖喇嘛的高僧,但根据转世制度,他被后世公认为哲蚌寺的第三代住持,所以学界一般将索南嘉措称为三世达赖。

进入11世纪后,阿富汗的突厥系穆斯林大举人侵印度,并对佛教徒施加残酷的迫害,导致大量的印度佛教学者逃往西藏。印度的高僧们不仅带来佛教神学与哲学,还将医学、天文学等各种科学技术传入西藏。西藏的佛教化进程就此开始。
与吐蕃王室不同,此时的西藏地方诸侯政权大都是由农耕民族建立的。他们的军队也只是农闲时进行战争、农忙时解散从事生产的农民兵,这与长时间保持战备状态的游牧民族军队大不相同。由于土地的生产力低下,诸侯们根本没有使战争持续一年以上的能力,而这势必迫使他们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扩张势力,所以佛教恰好成为一个政治扩张的必要手段。
在诸侯们的保护和支持下,大量寺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众多僧侣的进驻使得消费的需求也变得旺盛。所以,各地的商人聚集于此,设立市场开展贸易,而寺院则发挥了银行的作用,向商人们提供资本。此外,寺院还附设了医院、工场、印刷厂和图书馆。换言之,寺院正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此外,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一旦进入寺院,人们便打破旧氏族等级关系的羁绊,人与人之间则建立起一种个体的、自由的联系。就这样,藏传佛教文化之花逐渐开遍了整个西藏地区

1565年,在修建呼和浩特的工程中成为俺答汗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赵全建议俺答汗称帝,因为此时俺答汗已不仅是全蒙古人的大汗,同时还统治着数十万汉人。如果依照元世祖以来的传统,俺答汗已经具备称帝的资格。于是,蒙古地区的汉人们将俺答汗控制的蒙古与明朝视为两个对等的帝国而分别称其为北朝和南朝,并积极劝说俺答汗经略山西进而征服北支那。受此影响,俺答汗于1567年大举入侵山西,杀戮男女老幼数万人。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因背叛明朝而骑虎难下的汉人们热切地期望明朝灭亡和俺答汗成功的心情,那么就不难解释自古以来,每当北方诸民族发动征服支那的战争时,积极充当先锋的实际上都是汉人,这种现象在不久以后的清朝初年又再次出现。而没有这些汉人的帮助,游牧、狩猎民族想要征服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俺答汗最终与明朝达成妥协,这些汉人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发生于1449年的土木之变使明朝皇帝成为俘虏,国都北京也被瓦剩军所围,这一系列惨剧成为明人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这一事件也导致明朝在之后的岁月里不再计划进攻蒙古高原而是努力维持长城防线。总而言之,明朝最终放弃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梦想,而仅仅满足于建立一个支那王国。此外,明朝也有求必应地提供财物以安抚、结好蒙古人,并尽量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万里长城并不是光荣历史的象征,而是苦难历程的见证。

一般的历史著作将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北京)作为元朝灭亡的标志,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指出这是错误的。直到20年后的1388年,元帝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之战中为明军所败,并在逃亡途中被也速迭儿杀害,这才在事实上宣告了元朝的灭亡。
元帝国虽然崩溃,但之后统治蒙古高原的历代大汗们仍自称大元皇帝。总而言之,元朝的传统并没有在蒙古高原断绝。
我们可以把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后的蒙古历史划分
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388年到1454年。这一时期的瓦刺部拥有比北元皇帝还要强大的力量,最终瓦刺部自也先取得了与元帝平起平坐的地位,明代蒙古高原进入瓦剌时代。
第二个时期是作为北元正统世系的达延汗一支重振皇权的时代。自此以后,蒙古各部又有发展为游牧帝国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在1634年随着北元末代皇帝林丹汗的败亡而终结。
第三个时期到1755年为止。林丹汗败亡后不久,瓦剌部便发展为准噶尔帝国并与清朝持续对抗了近一个世纪,但最终清朝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

农耕民族的军队难以与游牧民族的军队进行较量,只有在装备比游牧民族军队更为先进的武器时才能获得胜利。汉军能打败匈奴,是因为汉军使用铁制武器,而匈奴还在使用青铜武器。洪武、永乐时期的明军能压制北元,也是因为明军装备了火器,而北元军的武器还以弓箭为主。但是即便有这样的优势,农耕民族的士兵大都没有接受过在游牧地带恶劣自然条件下的生存训练,于行军中接二连三地掉队并最终死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如果不付出巨大的牺牲,农耕民族就不能获得胜利。虽然支那地区素称富庶,汉族的人口数量又很多,但也不可能长期承受这种消耗。实际上到了汉武帝和明成祖执政的末期,消耗殆尽的国力已经再难维持任何远征行动了。

中书省被称为元帝国的最高政府机关,但实际上不过是负责征收支那农耕地带地租的税务所罢了,同时中书省也没有对游牧地带的管辖权。而且,中书省被设置在北京这个边境城市,而北京虽然在元代被称为大都,但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首都。虽然大都建有宫殿建筑,但元朝的皇帝们绝对不在那里常住,他们每年只在大都的宫殿中接见一次汉臣,而且,在此期间皇帝们也都住在大都郊外的帐篷里。总而言之,北京在元代不过是蒙古人借以统治支那地区的一个窗口罢了。

总之,北京既是边境城市,同时也是西伯利亚路线的终点,而且还是通往满洲、朝鲜交通线的起点。从北京向东北方出古北口进入热河山地,经承德、朝阳渡辽河到达沈阳,自沈阳出发,南下辽阳渡鸭绿江可以进入朝鲜半岛并到达日本,北上可以直抵松花江、阿穆尔河⑩流域。经过山海关的海岸大道虽然开通较晚,但是这条路线从明代开始便成为主要的贸易交通线。而北京则成为经此从朝鲜、满洲腹地进口珍贵毛皮、高丽人参的口岸。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的内容,请务必将北京的这些特点记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