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理论的关键，在于它能不能给我们以启迪，指导我们解决当下的问题。如今的世界，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日新月异，它们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为便利；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利用自然科学发现和工程技术手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幸福感。

《恋地情结》一书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典，对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的培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目前我国的社会，包括地理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希望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能给国内相关领域的工作们提供更多的参考，也能进一步推动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文艺复兴的时空规划拉开了现代性时空观的序幕，其具体标志是以透视的法则结束了中世纪的空间法则，以总体化的时间之
矢代替了相互间隔的时间孤岛。这是文艺复兴的一项基本成就，它将个体的地位凸显了出来，个体成为一切透视的出发点。

大卫·哈维说，“透视法学说根据个人‘灵眼’的观点来构想世界。它强调了人按照某种‘真实的感觉去表达所见之物’的光学学科和个人能力，与神话或宗教所附加的真实形成了反差”。这样，透视法就为强调个体地位的人文主义提供了物质层面的方法基础。

就像本书第十章所表达的，在建筑中采用透视法可以实现水平空间的视角延伸与远景效果的营造，其目的并非为了荣耀上帝，而是为了荣耀人自己，如法兰西的太阳王所夸耀的：“这正好证明了我们的力量！”

在段义孚的书里，这个概念蕴含着人类对环境的依恋是怎样变化的，其中包含着处于不同时空位置的人，对环境施以不同诠释与定义，这导致了景观建造的场所意义与景观本身的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立足于从人的经验世界出发探索某个地方之意义的路径，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当中称为“地方研究”(placestudies)的一条脉络。段义孚是其代表人物，另外还有巴蒂默(Anne Buttimer)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地方研究”通过诠释当地人的经验，达到诠释特定地方(place interpretations).之目的。

现象学起源于笛卡儿把自我意识作为哲学出发点的观念。

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意指人的思（意识）就是一切存在得以被证明的根基。在胡塞尔那里，“思”演化为了现象学里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简单来说，意向性就是指与某种对象相关联的人的意识，即“意识往往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史普罗语）。而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就源起于自我的意识是如何去经验事物的。

既如此，那么某个区域对人来说具有怎样的性质，也就是由与该区域发生各种关系的人，在一系列主体性经验过程里所定义的。这就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从人的经验出发开展地域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后来，地理学者承袭这一方法论，但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人类学的主位观(emic)方法，也就是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探索一个地方或区域的意义。段义孚对“恋地情结”的研究也正由此向度而出发，或许这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段义孚一定是从人的感知(senses)出发而展开本书之框架。

人文主义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根植在理念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方法论的土壤当中。约翰斯顿认为：“世界的知识不能独立于知者而存在；相反，它只存在于人关于世界的经验当中，也只有由那个经验的感观分析来鉴赏。”这便构成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精髓，即一定要透过生存于某一地域当中人的经验世界去获取关于某一地域的知识。该知识并非是脱离了人而存在的普遍性知识，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能帮助
人们达到对某一地域的深度理解。

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没有科学技术的时代，人类服从于自然，而现在是自然服从于人类。更符合实际的差异性或许在于，原始的人类族群生活在一个竖直的、旋回的、有很多象征意义的世界里；而现代人的世界更加宽广化、平面化、底压顶、无旋回、重美学而不重神灵。

对关于环境的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是极为复杂的一件事。

我搭起了一个大的框架，这或许能够帮助读者找出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且了解这些内容和其他相关内容有怎样的联系。如果梳理整本书的要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

第一，人不仅是生物有机体，还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而且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个体；感知、态度和价值观能够反映这三个层面。

符号是意义的仓库。

意义来自在时光里不断积累起来的深厚经验。

这些经验尽管植根在人类的生物性里，但往往有着神圣和超越世俗的特性。

符号来源于独特的事件，因此，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又因为符号来源于为大部分人类所共享的经验，所以它们又具有普适的特征。

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在对这种情感的本质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将转而去探讨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的地方与环境之特征，所以，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

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像第8章的很多案例所表明的那样）。

环境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但是却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

感官刺激具有潜在的无限可能性，而每个人的脾气秉性、目的以及背后的文化力量都决定着他在特定时刻所做的选择（爱或价值观）。

对环境的熟悉，若没有产生厌恶，那就会产生喜爱之情。所谓“做帚自珍"”就是这个意思，这当中是有很多原因的。

某个人所拥有的物品是他人格的延伸，贬低了那些附属物的价值就等于削藏了他的人生价值。

衣服这种物品是最能体现人格特征的。大多数成年人会因赤身露体而害羞，也会因穿了别人的衣服而感到自我身份遭到了侵害。

当某人将他的部分情感倾注在家庭或社区后但又被强行赶出去时，就会像被强行脱掉了外套一样，剥夺了他身上具有的能与外界无序世界隔离开来的保护层。

有些人很难下定决心去扔掉穿过多年、皱皱巴巴的外套然后买件新衣服，而另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则不愿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而搬迁到新房子里去。


恋地情结里有一项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恋旧。

如果一个游客能把人类历史的记忆和他自己对景观的欣赏联系起来，那么这种审美就会变得更具个体性和持久性。

同样，如果将审美的情趣与科学的好奇心结合起来，这种审美就不再是转瞬即逝的了。

人们对美的意识往往来自于突然开启的过程，它很少受既定习俗的影响，也与固有的环境特征无关。无论多么熟悉、平凡景象都可能展现出平时难得一见的特质，而对现实事物的重新审视往往就是一种审美体验。

其实，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情感。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

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词语，其目的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
这些纽带在强度、精细度和表现方式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

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尽管环境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意象,但并不意味着环境对恋地情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也不代表环境拥有强大无比的能唤起这种情结的力量。
环境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但是却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感官刺激具有潜在的无限可能性,而每个人的脾气秉性、目的以及背后的文化力量都决定着他在特定时刻所做的选择(爱或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