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饱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后,这些旅居者为什么刚回到家,又那么快地弃家而去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讲清。也许对离家多年又回来的那些人来说,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时间造就的无情变化结合在一起,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失望。风景不再像记忆中那般美丽。苹果酒也不如昔日那般香甜。古老的建筑经过重修已面目全非,古老的习俗和传统也已经渐渐失传,取而代之的则是令人费解的新的娱乐方式。你心里想着自己好歹也在这一小片天地里住过那么多年,但如今,这里却几乎没人认识你甚至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你。因此,智者才会忠告你:离你古老的家园越远越好
然而,无论有多少历史根据,世上都不会有任何一条忠告能适用于所有人。两个人,就像两瓶酒。即使是相隔一年出生,或者是出生在两座相邻的山上,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巨大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站在故宅的废墟前,心中并没有感到震惊、愤慨或者绝望,相反,他露出了一贯的微笑,充满留恋的祥和的微笑。当找到了那条被杂草掩盖的老路时，他脸上露出的也是同样的微笑。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生着改变,那么他便可以幸福地回首往事或重返故地。

“从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每个转折点,都有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指的并不都是像拿破仑那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商业或者是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些男人或者女人适时地出现,就好像生命之神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了召唤,让他们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

虽然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圣人,但年已六十四岁的他清楚地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跳跃着向前推进,而是逐渐展现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这些成千上万的细微变化才开始显露山水。我们的能力会此消彼长,我们的经验会越攒越多,我们的观点和认识也会不断改变(即使不是极其缓慢地,至少也是逐渐改变的)。这样的话,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本性,就像一小撮胡椒粉就能让一整锅菜完全变味。可是,当安娜的卧室门一开,索菲亚穿着她那身晚礼服走出来时,伯爵觉得,她在跨出那一步的瞬间,同时跨越了进入成年的界线。线的这边是一个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的女孩,她文静羞赧,她有惊人的想象力,她依赖他,并从他这里寻求友谊和忠告;而线的另外一边却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识,美丽而且有风度,她无须依赖任何人,她只依靠她自己。

“我有无数理由为你感到骄傲。那天晚上音乐学院的比赛当然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之一。但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你和安娜带着喜讯回家的那一刻。面是在那之前,在那天晚上我看着你走出酒店大门,往音乐大厅走去的时候。因为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喝彩声,而是在面对这种荣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是否仍然敢于鼓起勇气前进。

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一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一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我想,一个房间应该是对它里面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总结。”

“我是从奥德留斯那儿打听来的,他们喝的那种酒是用十种不同的配料调出来的。除了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和石榴汁糖浆,它还放了玫瑰香精、少许苦酒和溶化的棒棒糖。但鸡尾酒并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它不应该是一锅大杂烩,或者,像复活节的大游行。鸡尾酒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清澈、优雅、纯粹,而且配料不能多于两种。
就两种?”
“对。但必须是两种互补的配料。相互间开得起玩笑,能够容忍对方的过失,交谈起来绝不会冲对方咆哮的那样两种配料。就像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他指着他杯中的酒说,“或者波旁酒和水。还有威土忌和
苏打水……”说完,他摇了摇头,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

我们的教堂以独特的美、色彩亮丽的塔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穹顶闻名于世,可我们却将它们一座接一座地夷为平地。我们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们的名字从街道名称上抹去,仿佛历史上的他们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对诗人呢,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耐心地等着他们自己沉默下来。”

“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意见,”米什卡说,“它既是一种抗议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它还可以是一种诗歌流派—一有着自己的音步节奏、修辞规则和传统。它不需要笔,只要用枪照着自己的心脏开上一枪就能写出来。”

当生活处在动荡之中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们也会因为或大或小、或真实或虚幻的担忧感到惶惶不安。

所以,在他父亲看来,中午十二点是个总结的时刻。当中午的钟声响起时,勤劳的人会因为充实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而备感自豪,他们会心安理得地坐下来享用午餐。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俗人,也就是那些把上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床上,或者只用来吃了一顿早餐,看了三份报纸,或者只是在客厅里闲聊一通的人,在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求主的宽恕。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阿布拉姆轻轻点头。
“下诺夫哥罗德。”他说。
果然是的。
毫无疑问。
“这么多年,我们俩的谈话它们一定全听见了。”阿布拉姆轻声地补充了一句。
伯爵和修理工一起朝屋顶的边缘望去。那些蜜蜂,为满足人们的愿望,不惜长途跋涉一百多英里,现在像一个个细小的黑点在蜂巢上方来回穿梭着,仿佛是天空中星星的倒影。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