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并没有利用天时地利人和:
“方大军之入朝境也,朝民以王师至,欢呼夹道,为时盛暑,争献茶浆饷我军士。而军事残掠,毁器皿,攫财物,役丁壮,渔妇女,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七月初二日抵平壤时,我牙山军已败退,倭人无南顾忧,而犹聚王京,迟回未发,盖新倭未集,且其元山支队未东渡也。我平壤军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以绝觊觎、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及志超至军,弥庸懦,无布置,识者忧之。”《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

李鸿章的忧虑是:“窃查十二年醇贤亲王巡阅北洋复奏疏内,豫筹各口办防形势,谋虑至为周详,而尤谆谆于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端,实为不刊之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士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至先后添置鱼雷艇
十三只,经道员刘含芳教练精熟,以之守口尚足自防。陆军则自十二年后始议办威大之防,十七年后始议办烟胶之防。现威大逐渐经营,已成重镇;烟胶两处仅有八营分部,兵力稍单。惟烟台本是威海后路,胶澳形势紧曲,但使台炮得力,扼要自守尚无须屯戍重兵。两处台垒计日可成,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二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已无可蹈之隙。各口添设学堂,不乏颖异之才,惟水师各学生教成以后,并无新添练船,尚苦无从位置。以上三事,仰体醇贤亲王缔造未竟之志,频年设法布置,稍有成效可睹,终以限于财力,未能扩充。”--《校阅海军竣事折》

那时的袁世凯仅仅从表面上看到了日本在1884年甲申政变之后在朝鲜势力的衰减,看到了日本在1890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之后的政治混乱,议会与政府总是处在冲突中,不明白宪政的意义、真谛,以为政府与议会的冲突极大减弱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政府很难就出兵问题与朝野各界达成共识,因而袁世凯期待利用日本的政治混乱谋求中国在朝鲜的更大利益。从后来的观点看,袁世凯的这些看法显然属于政治短视,不理解宪政的价值。
不唯袁世凯有这样的认识,中国派驻目本的公使汪凤藻也如此认识。汪凤藻看到日本朝野各界的政治争执日趋加剧,就想当然地以为日本没有力量对外生事,没有力量在朝鲜与中国抗衡。

1890年12月6日,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帝国议会发表施政纲领《外交政略论》,以为国家自卫之途有二:一日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为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
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这个理论对后来日本的发展至关重要,标志着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近代日本亚太政策大致形成。这个政策的要点,未来的日本不仅要紧守住自己的“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而且为了帝国根本利益,必须进而坚定不移维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山县有朋的这个理论,肯定是后来甲午战争的理论根源,因为根据这个理论,日本的利益并不仅仅在自己的境内,而是与其利益相关的地区,都将被划在“利益线”之内。

中日之间迟早发生冲突,主要是中日两国利益交集,特别是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地缘政治导致的利益冲突由于没有一个可协调、妥协的机制而变得非常复杂。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以富强为诉求,对于外部世界并不愿意给予太多关注,只要不明显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在很长时间得过且过,听之任之,甚至面对宗藩解体这样的大事变,中国也没有觉得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宗藩毕竟不是本土,解体就解体吧,独立就独立吧,宗主国面对西方的压力已经显得无能为力。
日本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岛国,作为一个没有经过战争而被美国强制打开国门的岛国,日本迅即尝到了自由贸易的甜头。日本比中国更早地明白自由贸易是双向度,不是单向度。日本向美国、向世界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其实也意味着美国,意味着世界向日本打开了市场的大门。所以,日本较中国更早体会到市场开放的好处,更早
地生发走向世界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