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在佛罗里达海滩看到横七竖八的老兵尸体的那天起,政治家海明威就和文学家海明威一样活跃,也一样独立。他基本上一直单打独斗,做自己认为必要的工作,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1940年与内务部的招募人戈洛斯见面就是一例。他觉得他可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其他成为间谍的权势人物一样,他也自以为可以掌控自己与苏联—一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他只对了一半。他出人意料地颇为擅长这份第二职业,却并不像他自己以为的那样是个专家。这位最棒的职业作家,在政治权谋方面不过是个有点天分却过于自信的外行。直到最后时刻,他从未停止过考虑,终有一天他将为自己的秘密冒险付出怎样的代价。

海明威不会知道他和卡斯特罗两人互相尊敬。卡斯特罗不仅阅读,还研究过《丧钟为谁而鸣》;他后来说,“我们把……(那本书)带到山区,它教会了我们怎么打游击战”。

海明威没有告诉玛丽那些装备是哪儿来的,为什么会藏在“皮拉尔”号上。格雷戈里奥后来声称海明威让他把“为革命运动储备的武器”藏在“皮拉尔”号上。所以两人是在处理他们支持卡斯特罗的证据么?海明威当时只是告诉玛丽说那些隐藏起来的武器都是“过去留下的东西”,可能是1942年以后的任何时候,反正现在用不上了。她自言自语说,这么一大堆武器怎么也得值“好几千块钱”,他眼神黯淡地回答说,“这是我对革命的贡献”,还说,“我们这么做,或许救了几条命呢”。

在写信给沃尔夫的第二天,海明威也想去惹点儿麻烦。他打了一封信给麦卡锡参议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加上一篇后记,再次签上自己的名字。29信本身写得杂乱无章、脏话连篇,部分内容没什么意义。但主旨很清楚。海明威一开头便质疑麦卡锡的勇气和战绩。“我们中有些人见过死人(原文如此),数过有多少人牺牲在战场上,也数过有多少麦卡锡。(牺牲的)人很多,但你不是(其中)之他说麦卡锡是“一坨屎”,邀请他来古巴跟他打一场私人拳击比赛定胜负。麦卡锡应该来跟他打一架,而不是诉诸“传票”(原文如此),但他,麦卡锡,连“打兔子的勇气”也没有。

1948年秋天,关于自己与苏联人的关系,海明威对拉纳姆仍欲言又止。11月24日,他暗示因为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共和国事业所做的某些“杂活儿”,现在有危险了,“那些工作中的任何一件如今都可能让你丧命,但我做任何一件事时,从没有一次对我自己的国家不忠……”他暗示有些“杂活儿”是为苏联人做的,而不仅是为共和国,他写道:“我跟老毛子的所有联系,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从来没有隐瞒过你。他再次重申,他从来没有不忠于国家,又说他知道何为忠诚,何为背叛”。最近发生的事表明那些他所谓的“盘问者们”——想必是调查局,其中有些人是同情佛朗哥的罗马天主教徒,还有调查局的跟屁虫非美活动委员会——不大可能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法西斯。他们不会透过表面看本质,了解他归根结底是个忠诚的美国人,“内心纯净”。为此原因,他得小心才是。

海明威在写给一位苏联崇拜者的信中对这次演说的评价是,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人是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他写道,“只要我们能够彼此谅解,而不是去相信某一位丘吉尔的昔日重现”,美国和苏联人民就完全可以和平共处。那样一来,便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两国人民的友谊,他最后如是说。
十天后,他再次在信中写到苏联。6月30日,他觉得必须向拉纳姆解释他“因为在(过去)士气低落时了解他们,而对他们大有好感”。他认为每一位差劲的老毛子……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权利”都应该和英国上流社会的任何人一样多。他提醒拉纳姆,世上仍有法西斯政权存在,佛朗哥就是一例,更不要提以“最糟糕的奴隶制度”统治国家的蒋介石了。

拉纳姆回家前一两天,在那间光照充足的小餐厅里,坐在朴素的木桌前,海明威和他们从傍晚聊到深夜。粉刷过的墙上挂着他打猎的战利品，在那些带角的鹿头和羚羊头的俯视下,海明威开始说起既然战争已经结束,应该跟苏联和平共处了。玛丽·拉纳姆的座位离主人有几英尺远,插话说他的话在她听起来是“彻头彻尾的绥靖”啊。这让他想起1938年英国的政策,海明威心中亮起了红灯,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先是没有为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支持,其后又在慕尼黑向希特勒让步,令他恨之入骨。
海明威涨红了脸,怒目圆睁,猛然起身冲到玛丽身边,抬起手臂,准备把一杯葡萄酒泼在她的脸上。他总算在最后一刻克制住了,回到了自己的主位上。

攻下巴黎后,海明威一半时间待在法国首都半时间去往前线。在城里,他与玛丽·韦尔什在丽兹酒店组建起小家庭,那年春天,他与盖尔霍恩的婚姻还没彻底破裂,就开始在伦敦追求这位美国战地记者了。韦尔什用了“鸿蒙初辟”一词来形容在伦敦一见钟情后,两人再次找到了相识相知的乐趣。海明威说他们现在“非常相爱,每人只穿一件衬衫……根本没有矫饰、没有谎言、没有秘密,没有伪装”。在此过程中,他们帮着其他客人一起喝光了酒店里贮存的巴黎之花香槟酒,最终迫使酒侍者不得不求助于较低级的酒店。不在玛丽身边时,海明威便跟着盟军队伍,看着他们把德国军队赶回老家。

大约十天后,两人还在考验彼此。那天纳姆在一个古老的农舍里宴请海明威吃牛排餐。就在那时,一枚德国炮弹穿墙而入又穿墙出,没有爆炸。大多数其他食客都仓皇四散寻遮蔽,海明威却不为所动,继续切他的牛排。纳姆让他的客人赶紧离开座位,或者至少带上盔,但海明威拒绝了,两人争论的过程中,又炮弹接踵穿墙而过,但奇迹般地一枚也没有炸。拉纳姆不甘落后,也取下头盔,重新坐在前。其他食客——拉纳姆手下的军官们—在击逐渐停止之后才回到桌上继续用餐。他们中人盛赞海明威和拉纳姆勇气可嘉,有人则暗讽严人逞强。拉纳姆对此事的结论是:那是与命运高下的莽撞行为。

德国人看到的,只是一条忙着打鱼的渔船。希望敌人能上前来买(或者抢)鲜鱼和淡水。而“皮拉尔”号的船员会准备好用巴祖卡火箭筒、机枪和手榴弹展开进攻。甚至还会有一个炸药包,“一个巨型引爆装置,形状像个棺材,两端都有把手”。海明威会雇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回力球员,他们都是在需要时投掷快球的高手,能把手榴弹抛掷在(最好)仍然毫无戒心的潜水艇敞开的舱口。哪怕只有一颗手榴弹在封闭的空间爆炸,结果都会是毁灭性的。如果可以用人力把它推至潜水艇的甲板上,那架令人厌恶的战争机器就彻底玩儿完了。
海明威本人后来也承认,整个行动计划如此荒诞不经,“根本不大可能”,谁也不会相信会发生这种事。那么它后来又如何了呢?

海明威那年夏天在古巴为《战争中的人们》写了序言,其中毫不掩饰他的爱国豪情。他把这本合编的书题献给儿子们,这是他对扩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他会让美国的年轻人事先体味一下未来的命运。他一开头就口气严峻地写道,“这本书不会告诉你们如何去死,”但它会讲述很多关于战斗和死去的人们的故事。“所以说读过这本书后,你会知道你将要经历的东西不会比前人经历的更糟。”他带着特有的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战士的赞美,挑选出其中写得最好的,那是一篇“必读”的夸张故事,作者是美国共产主义者(以及苏联间谍)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Agnes Smedley)。这位老中国通曾在香港见过海明威一面,她用华丽的辞藻写到了毛和周的八路军中那些坚忍的战士,他们中有些只是孩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这场伟大的事业做出任何牺牲。

1930年代末,海明威已经驾驶“皮拉尔”号穿越了从佛罗里达到古巴的海峡。在古巴海域,船和船主一起在湾流中安顿下来,连续多日,他会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拖钓深蓝色大海里的大鱼—马林鱼、金枪鱼和剑鱼。很少有什么事会让海明威像驾驶“皮拉尔”号出海那样深深着迷。

布雷登的判断是准确的,海明威的确有能力动员大使记忆中的“一个奇怪群体包括调酒师;码头小偷;…潦倒的回力球球员和前斗牛士;巴斯克神父;各式各样的流亡贵族;好几个(西班牙)亲共和国分子”。骗子工厂的成员总共有20到5人,少数几个是全职线人,其他都是兼职。1942年9月起,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开始了工作,每个月的
预算大概是500美元。

托洛茨基的房子就远没有那么惬意友好了,它更像个小型的城堡,高墙铁门,还有武警在瞭望塔上俯视着街上发生的一切。托洛茨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内务部爪牙的攻击。本地党员攻击大革命,动用的手段可不光是贴大字报羞辱那么简单。1940年5月,内务部派遣了一整车的墨西哥共产主义者,其中包括戴维·西凯罗斯,在开车路过时对着托洛茨基住宅的门窗用机关枪扫射。他们没有击中托洛茨基,但击中了他的孙子,还劫持了一位保镖,后来又把保镖杀害了。几个月后的8月,一个内务部的暗杀者假装成朋友,用那种登山者携带的冰斧打中托洛茨基的后脑,杀死了他。

还有两个可能的解释。首先,和许多间谍一样海明威或许在跟外国势力签约之后便陷入了犹豫,即便他仍然对该政权心怀仰慕。一位研究间谍的心理医生曾称之为“宿醉期”,发生的时间往往在几个月后。这有点像买主懊悔:在讨价还价后敲定了一个重要交易,然后又疑心自已是否以划算的价格买到了合适的东西。此时这位买主或许希望能跟卖家保持一点距离,有时干脆希望离后者远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