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华民族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现代化外交关系以来,八年抗战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和西方的交往,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 …… [ 展开全部 ]
  • 作者:齐锡生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118.00
  • ISBN:7520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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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苦撑待变”模式最大的缺点,是它既缺乏想象力,又完全使中国陷于被动。假如中国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依赖自己的国力去进行抗战,而任由其他国家去推行各自的外交政策的话,那么它大可以停止外交活动。胡适主张的被动性,最终含义就是放弃外交。即便是期盼的那个“变”终于到来之后,中国依然可能得不到所需要的外援去抵抗敌人,反而是可能被其他国家利用去作为一颗棋子,帮助它们去减少人力物力的损耗,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本身。事实上,正是这个可能性,不但在此后变成中美两国间的严重摩擦点,也在珍珠港事件后变成中国和西方盟邦之间的冲突所在。而这些发展都完全超出胡适的预料。
回顾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始用于1937年12月,而前文所引蒋介石在10月底的日记②关于“苦撑待变”思路其实比胡适早一两个月即已形成,也比胡适所言更为缜密和具有逻辑。这恐怕是胡适的支持者始料未及的史实。而且胡适的“苦撑待变”是他不厌其烦向别人开导和推广的观念,即便是向蒋介石也是多番唠叨,语气近于教授对学生的开导。而胡适所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早已在同样的思路上走了一大段路程,当他听到胡适拿出这般循循善诱的教诲姿态时,或许真是觉得啼笑皆非。难怪他有时会忍不住提醒胡适,他并不是像胡适所想象的那般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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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光甫和胡适的行事作风或有不同之处,但他们对于向美国借款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则看法大致相同,他们都认为美国借款必将附带种种限制。如果这些限制无法符合中国期望的话,则中国必须另谋他法或他国去满足需要。陈光甫和胡适二人对于美国历来尽量表示尊重,而且在和美国官员接触时也一贯小心翼翼。他们不断地抱怨在工作上承受了太大压力,而事实上是因为他们二人自尊心过于脆弱,总是把美国的借款看成美国对中国所施舍的恩惠。陈胡二人又痛恨向他人求助,除非能够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绝对明确的许可信号,否则他们绝对不愿采取任何请求借款的活动。如此彻底的被动心理,对于中国外交而言,不啻是自我画地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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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1938年春天,中国人才开始形成一种世界战略观,把中日战争放在一个全球性的格局里去分析。这种新分析方法的一个自然产物,就是认为中国战局和欧洲战局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民主国家和轴心国在欧洲的斗争很快就向中国领袖们提供一个启示:德国和意大利肯定会希望日本在亚洲的北部向苏联施压,并在南部向英国和法国施压,从而帮助自己更容易占领整个欧洲。但是偏偏中国地处亚洲中间,而它的对日抗战又使得日本无法实现上述目的。既然中国对于维系欧洲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
作为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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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西方历史著作中,宋子文经常被描绘成一位用不光彩手段去结交美国权贵,然后又倚仗他们的声势去欺压美国联邦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是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但是从中国观点出发,则宋子文或许有另外种形象。读者必须记得的是,宋子文带去美国的物资采购单,比以往三年的总和都要大。但是他最初的整个工作幕僚,只有一位电报收发员和一位英文秘书。他无法依赖胡适及大使馆职员,因为他们对于贷款和军购事务一无所知,也不熟悉如何进行和国会的联络工作。换言之,宋子文在华盛顿的工作诚可谓人单力薄,独力撑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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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越南和缅甸通道几乎同时关闭,是中国自1937年抗战以来遭受到最沉重的国际打击,使得中国继续抗战的能力受到严峻考验。而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机,又正是中国政府刚刚开始满怀信心地想争取更多美国军事援助之时。因此,它们对中国的士气不啻是迎头一盆冷水。如果两条通道遭到封锁,即使是美国已经同意的贷款也将变成无用,因为这些外币将无法用来购买外国器材和民生物资以稳定国内法币或是抑制通货膨胀。美国的军事器材也将无法进入中国本土。同理推之,中国矿产也将无法运到国外去偿还购买军火的债务,而中国的民众只会更加感到孤立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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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此说明的是,这种亲德言论的突然出现,并不代表这些人突然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心仪者。他们所表达的,只是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漠然无视感到极度失望和伤痛。在他们眼中,西方国家对中国落井下石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只能逼得中国走投无路。在这四面楚歌的环境下,一部分中国人为了找寻出路使抗战得以继续进行,只好把德国当成最后的救命草。换言之,此时重庆政府部分领袖的言论和民间的亲德表现,是被它们的仇英情绪所激发的,两者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原动力,就是急于想找出一条路,让中国能够获得足够武器继续抗战。这股力量的背景是对于西方国家背弃的反击和对国际权谋的盘算,而不是对纳粹主义或是希特勒的认同。这个认识至关重要。因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把此时的公共舆论看成接受法西斯主义,他们其实还需要做出更深刻细致的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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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的这些行为真是令人不胜感慨。 CAMCO是当时美国的大商团,在飞机制造业界具有极大影响力。它旗下雇用的工作人员各有雄厚背景,而且不少还具有比陈纳德更高的军阶。既然彼此都是美国人,基于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替中国人打仗之事,大可以不必较真,更不需要因此而得罪自己的同胞。再加上陈纳德与中国人非亲非故,只需领薪水办事即可。但是偏偏陈纳德为人正派,做事认真,不但空军专业知识娴熟,而且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鞠躬尽瘁,对 CAMCO高层人员的劣行尽量揭发,丝毫不假辞色,甚至到了指名道姓的地步。同样对于中方空军官员没有恪尽职守的,陈纳德也是直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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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情形在宋子文设法拉近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时再度发生。1941年7月,宋子文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触并且做出一个计划,由美国派送一个高阶军事代表团去中国工作。正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商量该代表团的性质和地位等问题而遭受内部阻力时,宋子文却在努力设法提高代表团的层次,希望美国派出军官代表的规模、人数和专业素养,都可以和1930年代德国军事顾问团相匹配,甚至超过之。正如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的报告所言,他担心此举又会激怒国务院,但是依然决定勇往直前,因为他相信这样做一定符合中国利益。宋氏的努力最终造成美国在1941年10月由马格鲁德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派往中国服务。顺便在此一提的是,宋氏这方面的努力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也没有停止,为拉近中美关系做出了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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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对于陈纳德和美国志愿航空队援华工作的推展,也做出了幕前和幕后的贡献。众所周知,蒋介石夫妇最初赏识陈纳德的空中作战才华是来自双方的直接接触,与美国政府毫不相干。而他们合作初期也是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自己的空军。还是在1937~1939年,宋美龄对于中国政府内部发展空军的事宜,就已经成为陈纳德依仗的帮手。到了1940、1941年,重庆政府开始积极争取美国支持发展中国空军时,宋美龄的角色则明显转变为国际化。在这两年时间里,大致上有五个人涉足运用美国资源发展中国空军。他们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陈纳德和居里。一般的运作程序是,由陈纳德向蒋介石提出具体要求(飞机类型、性能、数量及飞行员、机械师),由宋子文向居里传达,后者再向罗斯福进言和与战争部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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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上所列举的这些数字最多只有参考价值,并不能代表美国援华的内涵。因为有太多因素可以使其失去意义。首先,随着时间推移,美元的价值不断改变。由于武器弹药的价格完全由美国单方决定,其间可以有极大差距。美国甚至在把同样武器(比如飞机)转让给不同国家时定出不同的价格,其间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即使是在国会宣布“分配额”和特定武器立项批价之后,它们仍然可能遭遇各种波折甚至被取消。因此,本章在评估租借法案对中国援助的贡献时,尽量以移交到中国政府手中的实物为准。换言之,不论纸面上的拨款数字有多少,凡是美方没有移交给中国的武器弹药都只是一场空欢喜,对中国抗战没有产生实质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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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审视蒋介石与陈纳德的关系,则我们必须记得,陈纳德在美国军中不被赏识,遭受排挤,视为异类,黯然退役,到了中国反而得到蒋氏夫妇的器重。因此,与其说陈纳德是蒋氏夫妇的启蒙师,不如说他是蒋氏夫妇“伯乐”所发掘的千里马,原本是被美国军方放逐荒郊野外的一匹老破马。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他对中国人忠心耿耿。理由很简单,是中国人给了他事业的第二春和青史留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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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些美国军方行为,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检视,也许并不奇怪。因为此时的美国主流社会,仍然把黑人视为次等人种,在法律上加以歧视,即使允许他们参军报国,也不许他们和白种人在同一单位并肩作战因为担心黑人的“愚蠢无能”作为战友会威胁白人士兵的生命安全。而华人也只不过是比黑人略胜半筹的人种,依然是全世界唯一不许移民美国的民族,排外法依然是国家法律,“Chinaman”依然是社会大众对中国人习惯性的轻蔑称呼。而美国主流的学者对种族问题感到难以启齿,所以只好避而不谈,或者在中美关系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接受美国军方的说辞而把全部责任推给中方。这种做法都让广大读者不能透视历史真相,对于真正了解中美关系是一层障碍,必须予以移除。
种族歧视在抗战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史上,无论是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是之后,都起着重要而又难以量化的作用,是一个无法躲避的因素,也是在历史叙述和分析层次上必须正视和直言的一个角度。对这个因素避而不谈,只能扭曲很多历史事件的叙述。从中美关系或是国际关系长远发展而言,美国战争部领袖们有浓厚的种族歧视是他们的缺失,他们可能在无意中直接损伤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历史学者需要深切自我反省的课题。中国作为抗战时期遭受歧视的对象,受害程度更深。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似乎也不可以一味以苦主身份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美国人患有种族歧视的缺
失,更需要反躬自问,为何近代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地位竟会这般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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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9-01-1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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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初,蒋介石已经想到被出卖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无须过虑,因为“无论国家与个人,如不能自信自强,而未有不为人贱视卖弄者。我本非依赖他人之武力或感情,望其为我报复牺牲,而我惟自信道义与精神为武器,以主义自强为基础,而对各国之外交,不过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之声援而已。彼之卖与不卖于我无与也。”
而自救自立之道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高警觉,所以说,“我之抗战自始即不存依赖外国之心,惟对各国与日本间之矛盾则充分利用而已”。此后几个月美日之间关系的发展正好让蒋介石把他自己的话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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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蒋介石在11月25日授权宋子文插手美日妥协谈判事务,让中国政府的外交出现了契机。宋子文26日电文帮助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后数日中国政府发动的外交攻势是挽救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宋子文一夕之间把外交主动权掌握在手,还把自己的汗马功劳让重庆政府牢牢地在他的功劳簿上记上一大笔,而这也符合宋子文做人做事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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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华盛顿则能够更有效地传达重庆政府的观点,并动员美国有力人士同声抗议美日达成任何交易。宋子文的外交攻势甚至延伸
到大西洋彼岸,他成功地说服了丘吉尔向罗斯福发出一封电报,支持中国的立场。最终的结局是,赫尔放弃了妥协方案,在11月26日和日方代表的会谈中选择了对抗的姿态。在这个过程中,宋子文的活动引起了国务院极大的愤怒。特别是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抗议信函在美国政府高层广为散发,让赫尔感到有失颜面,因此要求居里和拉铁摩尔转达国务院的抱怨,但是居里在私下却建议中方不予理睬。在整个危机中,国务院无一句恶言批评胡适却对宋子文大张挞伐,也可以当成宋氏打乱国务院谈判策划的一项佐证。
等到整个危机结束之后,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表现赞不绝口,认为是宋子文的努力使得失败最后转变成胜利,而且安慰宋子文无须担心他冒犯了美国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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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曾经向意大利、法国、英国,甚至欧洲一些小国家寻求购买武器,或是邀请它们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协助。极具讽刺的现象是,1941年之前西方民主国家从不忘记在口头上高唱国际正义和建立国际法制,但是在中国遭受侵略时却又视若无睹,反而是世界上两个最极权的国家向中国提供了最有力的协助。事实上,每当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问题采取行动时,它们对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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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日本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蒋介石的个人因素。他的抗日既可以称之为“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又可以看成“坚韧不拔”“贯彻始终”。这个信念几乎从抗战一开始就成为支撑蒋介石的精神力量。许多看过蒋介石日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在抗战时期每日日记的开端总是书写“雪耻”二字。而在抗战最初四年里,他还用过许多其他文字来表露他的决心(散见本书各章)。蒋介石个人对于继续抗战的影响无可否认。
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蒋介石屡屡证明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当他的作战计划或指望落空,或是部队遭受严重挫败时,他总是相信下一步将会峰回路转,引向成功之路。自七七事变以来,国军除了在极少数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得以获胜之外,几乎是节节败退。但是蒋介石也似乎具有一种本领,就是在令常人悲观绝望的情况下,鼓励自己去乐观。而最后实在缺乏任何理由去乐观时,则乞助于“上帝”的恩赐和怜悯。这个心态在1939年9月显得特别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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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漫长过程中,重庆政府并不是在国际局势里随波浮沉,而是一直在惊涛骇浪的大变局中掌握住基本方向不变。这些惊涛骇浪包括日本运用地面和空中攻击以及南京大屠杀和在其他城市的残暴行径,企图摧毁中国的斗志,夹以官方和民间此起彼伏的和平攻势企图引诱中国政府主动放弃抵抗。中国国内和平分子言行的散布,汪精卫的叛变,以及国际上几乎所有列强先后对中国施加压力去向日本妥协。它们的性质都是“变”,而且都对重庆政府提供过极大的诱惑或造成压力。但是重庆政府始终维持一个不变的基准点,那就是抗战必定坚持到底,而且把美国锁定为中国求变过程中不变的最佳伙伴。即便是在美国反应冷漠时,重庆政府依然坚守立场,没有因为失望而改弦易辙,只是锲而不舍地加倍努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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