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几乎和这个世界一样古老,因为但凡有两个不同族群相遇,翻译——无论是早期的经验式翻译,还是后来的科学化翻译——便成为了必需。它让语言之间的各种差异凸显出来,甚至通过相应的处理来强化它们,毕竟翻译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差异的存在。因此,翻译就成为了能从最深层次定义沟通理念的一项人类活动:它致力于在把握最细微差别的基础上准确还原原始文本的内容。
这就是为什么翻译的作用远不止提供便利。它是一项具有创造力的活动。提升翻译的价值、认识它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推广,就等于认可了每一种语言根本性的文化内涵,就等于认可了一切语言都包含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包含一个想象空间,甚至包含了一些印刻在它的语法、词法和句法里面的诸多理想模式。

在美国,文化的立足点在于产业,因此出现了“文化产业”这样的名词。文化等同于其他产业,这成为了美国式文化的特色。不同的是这一产业庞大的规模和预算:在美国所有的出口行业中,文化出口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最高的。

当然,英语的词形不太复杂。它的名词和动词的形态不像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或者俄语这些有词形变化的语种那样多变。但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英语中习惯用语泛滥的现象,理解成对于这门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词形变化缺乏的一种补偿。中世纪早期的古英语是一门有词形变化的语言,但从这一时期一直到公元13世纪,英语受到了严重的“损耗”,从而直接导致了现代英语词形简单这一特点。

如今英语被广泛描述成一门简单的语言。这一看法带着明显的迎合色彩。因为仅从拼写这套由人类后来发明的语言的外在系统而言，英语可以被认为是最难的语言之一,尤其当我们将它与其他一些拼写和读音基本一致的语言作比较之时:包括使用音节文字的语言,如印度的古婆罗米文到今天作为标注印地语的天城文;或者用来标注阿姆哈拉语的埃塞俄比亚音节文字,以及日语(平假名和片假名)等等;还有字母系统语言,如创立于1446年的韩语字母表;或者传统意义上认为创立于公元五世纪的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各自的字母表,尤其是后者,它被语言学家梅耶(A. Meillet)认为是世界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字母表。

无论是机械的还是有意识的思维习惯和关联习惯,都与语言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一联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科学领域,一个学者会选择用他的母语来进行表述,并确信与其他任何语言相比,母语都能够更好地让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使用英语这样一门职业语言的时候,研究者不仅受制于语言能力的局限性,还苦于文化背景的缺失,也就是说对于这门语言背后的文化浸淫不深,无法形成一种批判精神与创新能力兼备的思想,一种对于词本身以及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认识的思想。

这一局面还导致了另一种恶劣影响:那就是,在英语的施压之下用其他语言发表的科研成果逐渐被人淡忘。以法语为例,在混沌理论这一重要领域,人们就忽略了庞加莱的研究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法语区学者的研究进程(参见莱维一勒布隆《试金石:科学的考验》一书,1996年版,第245页)。无论人们是如何竭力说服那些科学家的,相比抛弃其他地方语言而成就英语寡头的现状,科学界的多语化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福音,更不用说非英语期刊、尤其是法语期刊的消亡,对于传播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将会构成多大的威胁了。
这种畸形局面甚至会最终导致非英语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科学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与那些认为可以从英语教学中得利的法国大学所设想的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在科技词汇领域更新本民族语言的国家—更糟的是一个本国学者几乎完全用英语来发表其研究成果的国家—不可能会吸引到外国留学生。理由很简单,既然这些学生可以直接去用英语教学的源头国家求学,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选择法国?
此外,一旦一个科研工作者选择了用英语发表文章,他就等于将英语期刊在介绍和评估研究成果方面、以及引用体系上所作的规定默认为决定性的标准。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研究计划纳入了英语区学者的主题研究方向之中,哪怕他早前曾有其他独到的研究计划。而英语区学者主攻的课题或来自于他们自己所属的实验室,或可以简单地取决于当下的热门程度。而事实上,这些热门主题通常都是为美国各大企业集团以及美国经济而服务的。
仔细审视这一局面,我们会发现它是对创新的一种威胁。因为良好的职业前景不再眷顾那些最具创新理念的研究者,反而青睐一群服从于英语刊物所设定的思想体系和表述模式的人。人们不再鼓励真正的创造力。真正的创造力与现状相反,往往是逆流而上的结果,甚至来自于与主导理念的决裂。这种决裂的前提是一种真正的、独立于一切压力之外的好奇心,它能引领一系列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从第谷布拉赫,中间经历了开普勒和伽利略,一直到牛顿,人类的科技史——尤其在天文和数学的发展方面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上述这些过程在当代的缺失可能能够解释今天欧洲大学科研水平的下降。它曾经提供了一个足够开放的环境让广大优秀人才各抒己见。而如今,在英语区科研团队以及科研刊物的研究规划面前,欧洲表现得无比顺从,从而畏首畏尾。同时,正是这些英语刊物带来了“发表至上”的风气。这一风气无异于一身沉重的铠甲,让创造性的思想从此停滞不前。

因为定义文化的正是其形式的丰富与多元,每个民族都参与其中。这种多样性带来的是考验,甚至是明日世界的主要政治挑战。人们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而我们更无法理解的是,欧洲国家在美国文化的压力面前表现出来的集体顺从态度和文化依赖性,毕竟欧洲才是美国文化的根本来源。如果说美国是欧洲特征的一次成功重组的话,那么欧洲应当从自己的这一倒影中看到一种更新的契机,而不是陷入贫乏和模仿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