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严宗的大宇宙中,每一个世界不容许与其他世界冲突,因为它们彼此反映,彼此容纳,彼此包含,所以整个大宇宙圆融互照,包裹在最“其大无外”的一个大映照系统内,圆融光亮,没有瑕疵,回环相融,送出去也接回来无数映像。包裹一切映照即是佛性,天下应当如此道理,也是天下本来如此道理,这是佛心的应当、本然。在这一宇宙论中,人与我彼此
圆融互摄,彼与此回环摄照,由自见他,也由他见我,内外是一体的。
董仲舒和华严宗的两套形而上学建构的宇宙论,描述起来非常复杂,
但又非常简单可懂。真正的人间现在是处于“其大无外”的宇宙之内的
小块,以人的脑子能想到这一点,就是不容易的事情。这居然和第十七章
我们在太空科学中了解到的形象有如此相似之处。这样圆融、互相感应的
世界,必须一步一步地减少自己的矛盾、冲突和错误,最后趋于完美。过
程中只能一步步尝试,每次有错误就需要改正,在不断尝试中寻找更好的
途径。这两个可能最后要走向完美的世界,必须持续不断地演进。

佛教华严宗“圆融映照”的大宇宙论。小乘佛教讲的是修自己的身,去掉自己的欲望,去除四尼厄,画归果不再人轮回。大乘佛教则探索人与宇宙永久的和谐。在大乘佛教之中,华严宗展开了深邃的讨论。《华严经》六十几章,每一章都在讨论宇宙中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结构问题。华严宗所呈现的大宇宙极为庞大,它说宇宙中有太多太多的世界,每个世界就像地球一样有大河流、大山脉,全宇宙无限的世界就像恒河沙滩上的沙粒一样多,你可以想象无数的“世界”彼此同在。简约一点讲,华严宗理论讨论每一个世界的特性,每个世界都由个佛或者一个菩萨来主领,这些佛和菩萨的特性,就反映在这一世界呈现的和其他世界不同的地方。这些世界有等级,从纯粹物质的世界,到最高级的纯粹心灵的世界,不仅各个世界有种类的差别,还有性质的等级差别。
这无穷数的世界,存在于一个彼此映照的系统内。
华严宗对这个系统的说法是完美的反射体,也是完美的透空体。解释
出来就是,帝释天①的殿上有很多帘幕,帘幕上每一个缨结的地方都有颗完美的琉璃珠,代表一个世界。无数琉璃珠互相映照、互相反射,所以每一颗琉璃珠上都可以见到全部的琉璃珠。第一重反射出来的形象再反射,一次又一次反射,任何一颗琉璃珠本身作为中心接受各处反射的形象,但这一个中心自己也在屡次回复的反射中呈现出每一次自己内部的再现。华
严宗用这种比喻,是想解释整个庞大的包含无数世界的宇宙,是个圆融的
互相反射映照的世界,每一个世界存在于其他世界之中,每一个世界也包
含所有其他世界。这个复杂的系统是非常华丽也非常动人的一套哲学,它
做的比喻让人很容易接受,也非常容易想象。

董仲舒的宇宙论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宇宙秩序的责任感，他认为，天与星空中的许多星宿作为天上大宇宙的单位，他们之间也像人间的帝国一样，有君臣与百官，有地区的长官，有庶民百工。他们的运作和人间政府的运作几乎完全一样。人与天之间，是地理的世界，山川河流以及各种不同的地形也被他规划成类似政府一样的结构。各种神力各有所司，各有所为，天地人三个层次，彼此之间互相照应，一切动作都会影响内部和彼此间的感应。在天地人三套系统内部，彼此又有感应。在人体之内，董仲舒也把人体器官当作政府部门，“政府”里面的单位互相合作也互相制衡，既分工合作又互相防范，不许其中一个单位力量显得太强或是过弱。而在不同系统之间也会互相呈现另外一个系统的平衡，时时刻刻会因为某一种力量太强或太弱，而引发巨大的变化，以寻求动态的平衡，所以宇宙永远在变动，永远在适应，永远在调节。
究竟是谁在操作这个庞大的系统了？陆九渊提出了一个“心”字，心就是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是一切变化的真正动力，会带动天地人三大系统以及人体本身的许多变化。明代王阳明扩而大之，建构为强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心的任何一个念头或心思转动都会影响到人的行为，甚至即使没有行为出现，只要他有一个想法，也可能造成影响。说的玄妙一点，心念一动就可能影响天和地，就可以影响其他人，所以王阳明特别注重强调，对自己不仅要有行为上的约束，连想问题时都不能有邪念，有邪念的话就要时时刻刻纠正它。善和恶本来是不显著的，心念一动，才显现出善和恶。

出现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无可讳言乃是在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天赋人权、契约国家和工作以符神恩三者结合的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与科技发展的文化基础。前面几章已有论述,指出上帝隐退后,上述各项均已变质:人类社会离散、个人自主沦为自私自利、人类滥用自然资源、国家共同体与个人间的对抗…凡此难局,迫使我们从西方文化传统以外,寻找建构另一观念形态的可能性。本章即尝试从中国和印度两大东方文化,配合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设法补救现代文明的不足。
在上一章里,我们谈到外太空“其大无外”的天体系统,这天体就是大宇宙,大宇宙与核子和细胞内的微型宇宙之间,是人的世界。这三个层次互相套叠,是非常类似的结构,也一样具有非常复杂的呼应关系。这些
是从今天的科学中得到的一些观察。这一章我想谈的是,中国和印度在古代完全形而上学的推论中,各自推演出了一套自己的宇宙论。

进化论对于神恩的说法,可以共存也可以排斥—进化的原则和进化的过程,如果也在神意的规定之内,那就是一种进化神学;如果这一套规律有自己的逻辑和若干可见的规律性,就无须神恩作为主导力量
了。进化论实际上已经将基督教神学砍伐不少,剩下的也很难自圆其说。
在这种情况下,天赋人权与自由民主也就无从着落了。剩下可以解决的唯
方案,则是人类本身的理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动
力。而人类对自己的存在自尊自重,也就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

韦伯曾经提及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教伦理的关系。有些中国学者误解了他的原意,以为其指的是勤俭、朴实和诚实等德目。其实,韦氏原意是用加尔文教派神恩预定论②为了证明自己蒙受神恩,就必须努力工作,以体现神的恩宠—来说明因使命感而发挥的工作潜力。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时,最得势的基督教教派便是加尔文派。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
么那些早期资本家投身事业时全力以赴。也因为有这种使命感,他们才会
以“成功”(赚大钱)作为人生的目标。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赚取最大限度
的利润,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将国家力量也拖入整个资本主义逐利的活动
中。我认为,当年进入欧洲的所谓“蛮族”,归根结底都是凭武力掠夺和
侵略的战斗部落。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基因下,这些白种人的国家不过是
将当年战斗部落的掠夺性转换成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性。

今天的人类社会,常以民主与自由作为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要求。西方民主政治有其基督教信仰中“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公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将自己个人的权利委托于国家。在这一共同体内,个人主义还是存在的要件。对内而言,在主权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内,人民本来有权约束国家公权力,使得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以美国为例,联邦权力与州权和地方权,从立国以来就有一定的彼此制衡,可以尽可能地约束联邦权力代表的国家公权力。但在今天这个流动性极高的社会,人们很难认定自己是哪一个地
区或哪一州的长期居民。个人在各地迁移流转,无法在任何地方生根,而
国家权力却无所不在。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权力反而更为强大。
而在那些集权的国家,公权力自然掌握了更多的统治工具,除了与公
权力有密切关系的人之外,一般百姓无法躲避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更遍
论向公权力挑战。于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出现了:主权国家对外的排他性
因为全球性网络的出现而逐渐萎缩,对内的绝对性却因为人群的离散和社
会关系的松解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威力。

国家功能的衰变：民主政治不是高效率的制度，政府的全盘运作，就是不同选民群体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间的博弈，并不断寻求妥协比如三权鼎立互不相让，有时不易取得最大公约数，往往会有前后两种矛盾的法令同时并存，又必须花费精力解决这种矛盾；民族国家更易发展集权制度；官僚制度的膨胀是现代国家的通病。

资本主义的问题：经济基础垮塌——信用崩溃；资本主义与政治权力的权钱结合腐蚀了政治的独立性，包括选民素质相对降低以及各种媒体的运作；福利国家制度的局限与中产阶层的萎缩。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专利法,防止他人仿制这一产品,以保障发明人的权利,本来用意良好。可是,投资新产品的生产者为了保持长期收益通常不愿有更新的同类产品上市。于是厂家购买新产品的专利权后,搁置不用。许多可以实现的技术更新与进步,因专利法而不能问世。最近,关于用新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已有不少可以开发的新方法。可是,石油生产
商尽力阻止新产品出现,处处防堵,以便长期垄断利益。此种情形,乃是
资本主义的求利动机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延缓科技进步的步伐。这些现
象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的配合,正说明了“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
有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这两大外力的侵入,无疑提升了学术的能量
可是也剥夺了学术心智发展的自由。是祸是福,我们真是无法断言。

“二战”以后,世界上各处原来属于欧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方纷纷独立,在形式上他们都抄袭了民主政体,然而究其实际,在过去的殖民地上建国或复国,绝大多数是基于民族自主的立场。上百个新国家都应当归类于本章所说的国家形态之内,但很少有真正符合卢梭“社会契约论”所说的宪章合约的条件。从德、意、俄、目诸国的发展,都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立国容易陷入集权政治,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实践。

从这几个方面（信用泛滥、经济全球化）来看,20世纪下半叶确实是一个转变的关口。古典经济学理论描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而是由那些银行家、股票商和敢于投机的冒险家,共同形成许多“看得见的手”在操控经济。而且,无人能够对他们有所管束。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不再建立在个人的自由权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投机取巧的操作上。
现代主流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现在看来,
这一支柱已经变成一个吞噬金钱的怪兽。这一制度的变质,将是对现代主
流文明的一个巨大伤害。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可以矫正资本主义的缺失。
许多有志之士也不断地投入心力,希望经过社会主义矫正资本主义的缺失。
现在看来,原来构想的社会主义并不足以承担此责,且若干社会主义的经
济制度已经失败。将来如何在这两个失败的制度之间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将是对我们人类命运的最大考验。

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的政策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制定的。那个所谓“供给面”的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的“消费面”经济理论,代表一正一反两个极端。里根时代冷战即将结束,苏联拜了下风,于是大家都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确实应该回到亚当·斯密原来提出的特色上来。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国家力量在里根时代前后,都跟着这一原则制定其调控方向。
罗纳德·里根推行的经济政策被称为供给面经济学,也称里根经济学,通过全面减税、紧缩货币、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让自由市场机制自动修正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一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为里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他被美国人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总统之一。

天赋人权伦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又称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源于古希腊哲学的自然法理论,指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并不由任何法律、信仰和政府赋予,是不证自明的。

虽然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民主”高唱入云,但以我们一般人的了解,却只是把选举投票当作民主。我们必须理解,民主政体国家的象征是,国民以宪法或者类似机制,用合约的方式建立一个共享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一代一代的国民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益,以自己的意志经常性地监督受委托行使统治权的政府,国民也一代又一代经过同样的合约机制,不断修正这个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和功能。理论上,任何经过合约建构的共同体,都可以通过参与者——选民——改变其内涵和外延。
在这种定义下,近代文明政治结构上的特色,不免常常会面对两难的
纠缠。一方面,任何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个民族的观念,而且民族又隐含着
种族或血缘的意义。无论是种族还是血缘,都是有预设定义的团体。于是,
民族国家不免成为预设的不容置疑的共同体,竟与国民合约建立的共同
体之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究竟国家大于国民,还是国民大于国家?身
为共同体合约签署者的国民,是必须接受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还是有权加
以改变?如果改变的过程激烈,说不定又会影响共同体本身的稳定,甚至
颠覆和消灭这个国家共同体。近代历史上因为这样的纠缠,不断地产生了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国与民之间的压制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