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作为个体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中开展自己的生活。

总之，我认为，在应该怎样教养孩子这个问题上，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官方教育机构（如学校或社会公益服务中介）提出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在组织机构场景之外，两种教养孩子的逻辑各有千秋。比如，协作培养让家长们疲于奔命，让孩子们筋疲力尽，而且强调个性发展有时还会损害家庭群体观念的形成。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会与父母争论，对父母的无能大发牢骚，并会蔑视父母作出的决定。在历史上其他时期，一个对医生吆五喝六的10岁孩子会因这类无礼和不恰当的行为而受到惩罚。而且也并不是说，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优越感的孩子在本质上就会比那些表现出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的孩子更有价值或更令人满意。在不像美国这样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更强调群体的重要，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所表现出的那种局促感还可能被认为是健康的和恰当的。但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教育策略通常都会受到贬低，被视为对孩子毫无帮助甚至是对孩子日后的人生机遇有害。中产阶级家庭孩子自然积累的受益有可能是很重大的，但这些无形的受益并不为他们自己和他人所见。用句俗话来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处在像棒球第三垒这样好的位置，却认为自己理应享受到难得的三垒安打”。本书通过研究孩子和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乐趣、机会与挑战，将会把这些看不见的无形的损益都呈现在大家眼前。

总之，这些担心都围绕着读者是否会把自己的文化信念投射到书中的素材上。这种投射模式会使人很难“看到”其他教养孩子的理念也有其合理性。其结果就是，我花了很大力气去汇报家庭生活的复杂性，但有时在我不得不花更多时间来指出中产阶级儿童教养理念的弊端时，我却不能用同等篇幅来指出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教育方法的弊端。尽管如此，这项调研的结果仍有可能会被扭曲或是被用来宣扬那些我嘴之以鼻的政治立场。但是，就因害怕调研结果被歪曲（尤其是担心书中例证会强化社会生活的“缺陷”理论）而不公布真实的发现，这看起来也是错误的。因而，虽然有人力劝我那样做，但我仍然没有因着这条标准而删漏数据。

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就像我在下一章将要展示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像拥有财富、有一份令人感兴又有复杂性的高薪工作、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一座家宅，都不是在全会范围内均匀分配的。而且，这些资源还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诸如此类的关联也非绝对：有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会重现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另谋他路。尽管如此，同样母庸置疑的一点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其不均的社会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下章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很多通情达理之人都不能在如何从这样的社会式中抽象出最好的理论上达成一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家庭是否“享有独特的、能界定其生活轨迹的经历”这一点上，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并没有一种清晰连贯、持续恒常的体验模式。我将在书中证明，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辑，它确有因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倾向。我把这些相互交错的各种实例视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以一种杂乱但仍可辨认的方式集合在一起。与很多人不同，我的看法是，社会地位的确对塑造家庭生活的日常节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