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介绍了在西安事变之前,在事变期间,以至于在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和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杨奎松
  •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 定价:48.00元
  • ISBN:720307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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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时乃至此后相当一批试图与共产党保持秘密联系的国民党人的特点。他们大多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与蒋系有明显的矛盾;但他们相互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又很难联合起来,因而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只能臣服于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下并受其宰制。正是这种矛盾屈辱的地位,使得他们往往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自己与敢于公开反抗蒋介石,而且生命力极强的中共红军,有着某些共同点。为了生存和地位,他们不得不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己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杨虎城以及沈克等之所以一方面愿意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和红军保持关系,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和红军订立正式协定,明确合作关系,其原因多半也是因为此。相比较而言,开始时真正能够与中共和红军实现合作关系的,也就
只有张学良和王以哲了。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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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态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
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他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
由此可想而知,延安会谈如果说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绝不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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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西北成立大局面,决定了红军也必须以西北地区为发展方向。考虑到这一点,毛泽东明确提出,下一步行动方向目前只有陕北、宁夏、陕南、甘肃这四条路可走。陕北“没饭吃,狭小,不能去(留)”;宁夏少数民族区域,到处是寨子与堡垒,“从政治军事观点上不应去”;陕南条件最好,但蒋介石的力量也最强,如果得到炮兵,最好向南去,“否则就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使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据此,中共中央又拟定了“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阵营,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以红军之一部箝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北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红军实行西征,自然需要张学良的东北军给予配合。因此,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再次会谈实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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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中共中央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情况,即转告王以哲称:“据报粵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王以哲对此也表示关切,乐见中共方面派人与各方反蒋派联络。
西南两广事变的爆发特别让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速选派联络人员经王以哲秘密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及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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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也正是这种既怕蒋介石,又怕共产党的心理在起作用。只不过,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到底不可能保持太久。在整个中国都受到日本进一步大举侵略的严重威胁面前,杨虎城像张学良一样,也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极为反感,认为这是蒋借刀杀人之术。因此,他在政治上很显然是中共抗日反蒋主张的同情者。但和所有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样,杨虎城最看重的还是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他不满于蒋介石的关键,也正在于立志一统天下的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取消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手里的兵权,甚至抢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时,再清楚不过的一点是,蒋介石中央军已经大举进至陕西,其下一步势必会要进据西安及陕西所有重要战略要地和交通线,杨眼看再不能保全自己的军队和地盘了,他也只有一条路好走,这就是冒险联合中共,取得中共的合作与支持,像两广事变的领导人一样,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来谋求生存的机会。
杨虎城一向较为谨慎,这次却敢于下此决心,这根本上固然是蒋介石所逼,同时却也是由于他注意到张学良与共产党的秘密关系发展顺利,相信中共不致像过去那样把眼睛盯着他的军队。并且,他也清楚,只要联合了中共,利用西北接壤苏蒙的地理条件,有可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因而对抗蒋及南京不致太过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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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汉年的反复劝说之后,张学良终于又开始下决心了。据潘报告说:目前他对我们计划的了解程度,已较前十天好一些了。直接与中共中央通报的电台建立起来了,具体准备行动也已决定陆续开始了。十天前对要叶剑英、朱理治来西安犹犹豫豫,现在也痛痛
快快地欢迎其来了。
毅与我现能每晚见面,对巩固干部,统一内部的工作,原做得很迟缓,现决定由他普遍的提高抗日呼声,(宣传)要抗日就要保存实力。他认为可靠之士,便进一步提出与他联合……他对整个计划的争取时间,迅速准备的原则是很了解。现在对于缩短防地,开始注意。他自己说,必要时把洛阳新兵师调回,除增加西安守卫兵力外,整个中心放在平凉。
终于,经过一番周折,“西北大联合”的车轮又重新开始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了。红军与东北军公开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地逼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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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一个侧面或可看出,西北发动对于张学良来说,仍属不得已之举。如果蒋介石及南京政府能够实现停止内战,将举国之力用到抗日上,使他得以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并有重回东北的可能,他张学良应当并不想去冒挑动国内战争、谋取西北一隅政府首席地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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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1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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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共从最初明确反对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到这时已经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苏维埃可以改制,红军也可以改编。双方这时的距离在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要以南京政府为正统,而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形式上仍主张应当首先组织经过普选产生的国会,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进而产生一个新的政府。而事实上,根据中共中央9月中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情况可知对于放弃苏维埃和红军形式问题,中共中央的条件其实只是要保持
政治上的独立性,以及党对政权与红军的领导权而已。换言之,只要国民党同意保证苏区政权及红军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中央最终是可以承认以南京为正统,并以此为基础实行改制与改编的。比较邓文仪在莫斯科时所提条件,5月14日曾养甫所提条件,以及7月4日陈立夫所提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出,国共两党之间的立场到9、10月间已经极为接近了,如果以后的情势不发生重大变动,在此基础上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应该是完全可能的。中共中央最初多半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当他们决定实行“联蒋”方针之后,就为同南京方面达成全面妥协而展开了猛烈的统战攻势,力争迅速谈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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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国民党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
战争形势从此开始变得对红军相当不利。尽管彭德怀指挥河东前线部队仍旧节节抵抗,寻找机会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以便再度实施渡河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尽快接取援助。但事实上,由于7万多红军有将近三分之一被截在黄河以西,河东红军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并且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甘北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强大包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除非有重大胜利,否则,再度攻取宁夏,将成为不可能。宁夏战役一旦失利,不仅将使红军打通苏联的计划前功尽弃,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红军自身的生存发展、中共与南京的谈判,乃至与各地方实力派的联合,统统成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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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1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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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陈立天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在9日的谈判中,陈立夫明确告潘,蒋先生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定要收编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等,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以内。但中共中央此时已向潘通报了山城堡战役胜利的消息,并明令“我只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故对蒋介石刻意削减红军一半以上人数的作法潘汉年当然不能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中共中央10日得知谈判情况后,也明确地表示支持潘汉年的态度。毛泽东、周恩来并且进一步宣言:为达保存全部红军之目的,“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做无原则让步”。
很显然,由于国共双方的战争局势出现了某些重要的变化,红军重新有了挫败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可能,事情的发展较前又有了不同程度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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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判断,蒋介石12月4日杀赴西女、镇慢督战的决定,是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之外的。张早就曾怀疑蒋介石“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始终在“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如今,在他公开表明了只想抗日、不愿“剿共”的政治歧见之后,蒋突然决定亲赴西安督战,这又岂能不使他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感到严重担心?换言之,多半正是蒋介石的赴陕决定把张学良一下子逼到了悬崖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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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7日下午张学良急电邀请叶剑英火速前来西安相商大计的一封电报可以看出,在7日张学良劝蒋前后,他就已开始考虑对蒋有所行动了。电报称:
蒋来仍督剿匪,有要事待商,盼兄即职日来此。
自毛泽东11月30日电说明叶剑英一周后可来西安后,已知张学当时对叶之到来在时间上并不着急。这说明,至少在12月1日当天,张学良复电中共中央时,他还没准备立即发动兵变的计划。12月5日,叶剑英又有电报给张学良,说明他将陪同前去西安转往新疆赴苏联就医的王稼祥于8日从保安动身,13日左右到达西安。张这一天,甚至后一天,都没有马上复电要叶来商量大计,这反映出他至少在5日和6日这两天还没有下如此重大的行动决心。而张学良7日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一天突然变得迫不及待了,急于要叶剑英立即赶来西安,以便相商“要事”。此“要事”者何,今天的人应一望便知。可惜的是,中共中央当时没有意识到其中奥妙以致叶剑英出发的日期反又因为一些并不十分要紧的事情后延了两天,直到10日才离开保安。故毛泽东10日才复电张学良说,叶剑英一行要15日才能到西安。
但无论如何,上述情况足以说明,第一,张学良最初开始考虑想在几天之内发动事变,即采取劫持蒋介石的这种“捉蒋”方式来仃动,应该是在12月7日。第二,张学良刚一动此念头,就迅速秘密通知了中共方面,要求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前来相商。(1)只是因为张决心下得较晚,保安至西安一般需时近5天,加上中共中央没有从电文中判断出张学良急于要叶前去的原因,张学良预先与中共代表相商行动计划的想法才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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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1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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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鉴于此时国内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不良反应开始接踵而来,苏联方面也有不利于张学良之公开广播,中共中央15日又迅速改变了前一日的提议,决定一方面继续在公开场合保持第三者姿态,呼吁并力争和平解决事变,一方面严格隐蔽红军主力的作战意图,以达到攻其不备的目的。为此,毛泽东15日中午再度致电张学良,说明“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因国内多数不良反应目前均把事变归结为中共的作用,非如此不便于张学良解释其发动事变的真实原因,也不便于中共站在第三者地位主张和平。为了向外界表明共产党之立场,中共中央一改13日政治局会议关于不轻易发言的决定,公开以红军将领的名义于15日发表通电,坚主停止内战,要求南京方面“自别于蒋氏”,接受张、杨主张,联合各党各派组织统一战线政府,“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既是为张学良、杨虎城撑腰,也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西安事变之发动原本并无瓜葛。毛泽东等同时还致电陈立夫,要其从中斡旋,并向张学良提议,可利用其前顾问端纳来西安的机会,与南京方面接洽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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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1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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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转变,发生在20日。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再发通电,这回公开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说话了。它不再从张杨这边,而是向西安和南京“双方”同时建议,其建议也不再为保蒋安全间题设置前提条件了,甚至张、杨所提议的改组南京政府召集救国会议、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条件,中共中央也不再提了。中共中央建议的主旨,只是希望南京政府能够同意停止进攻,立即召集一次和平会议,来讨论抗日救亡及蒋先生的处置问题。
中共中央18日通电,和20日通电,在落款时间上只差一天,但其要求相差之大,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为什么这两个通电的内容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别?这里的原因不难判断,那是因为,18日晚和19日白天,南京政府已经在通过电台反复广播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这广播,不仅陕北中共中央听到了,而且西安方面也听到了,就连地处甘北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都听到了。周恩来当天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特别提到了这件事,电报称:“闻《真理报》批评西安事变无形中帮助日本侵略之发展”。同样,在中共中央当天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也明确提到了这一消息,说:“苏联《真理报》两次的评论,对西安事变认为等于两广事变一样。”20日,彭德怀任弻时也来电报询问:“南京新闻谓《真理报》载西安事件是挑拨內战之烟幕弹,将来利于日本进攻,张学良之举动乃投机行为云。中央对西安事件意义及前途估计请详告,张之扣蒋乃逼不得已之行动,应告国际。”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众多领导人都是在18日之后陆续得知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与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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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西安事变得致如此结果,至少到这时为止,在各方面看来,多少都算得上是“皆大欢喜”。南京政府、社会舆论乃至般民众,对此均表现出极大的热忧,许多城市民众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尽管放蒋没能设置先决条件,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看法,相信“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而在西安方面,虽然杨虎城因张学良走,蒋无确实保证而多少有些担心,但据周恩来报告:“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十七路军杨、孙亦好”,“愿听我们意见”至于张学良,此时更是颇多乐观,其虽有“负荆请罪”之想,不惜“以七尺之躯,换得主张之实现”,但确信蒋既然肯于承诺,自然是“言必行,行必果”,实现各项承诺不过时间问题。加上宋子文一再担保蒋决不会为难自己,必使他迅速回陕,因此他并不十分担心个人前途。相反,他自信自己
已经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公开宣告
“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斫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敌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使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已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警醒了世界荀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者的憧憬与迷梦。……这次事件的动机是基于广大民众的要求,而这次事件的结束,是仰仗着领袖的人格的伟大。我与杨主任只是拿一点赤诚,做了民众与领袖中间的一个引线。……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发生之后,必须有一种划时代的精神和行动随着产生,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我亲爱的将士们!这当然是你们无可逃避的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够真于!就干!…这显然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开端,也正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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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张学良更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为根本解决陕甘问题的参考。在张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甚至明确建议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其建议即属于止火之策。
甲、乙两案的内容如何呢?现照录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
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陝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关于虎城讲话问题,甘甲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
从上述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张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进行“剿共”战争了;第二,张已不再主张保持西北三位一体,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
蒋修订的甲、乙两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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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安善后问题之解决,这时已经全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对蒋介石承诺的信任问题。西安三方面,不论是杨虎城、东北军,还是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不再有战争,确保张学良真的能够获释?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一再表示要求蒋介石做出书面保证,纯粹也是为此。然而,蒋始终拒绝用书信的方式做出这种保证。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来判断这一切了。毛泽东这时再三要求潘汉年就此做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
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过,为了有利于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事变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毕竟一直是比较客气的,除了坚持不给以书面保证以外,蒋介石对中共代表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尽量地给以解释或满足,力求使其感到放心。宋子文前后两度代表蒋介石与潘汉年见面,表示愿意代蒋担保。事情至此已很难再有多少转圜余地了。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在西路军失利,张学良扣在对方手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不强,负担沉重的情况下,战争的方法无论如何不是出路。中共中央终于在1月27日晚做出决定:对南京作出让步。毛泽东、朱德等于这天晚上专门致电这时在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负责人称
(甲)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
(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
(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
(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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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安事变姑且不论在其酝酿与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值得后人检讨的内容,但事变本身的发生与和平解决都可以说是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10年之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周恩来曾经说过:通过西安事变,
交了两个朋友。这或者可以说是对中共与张、杨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真实写照。反过来大概也是一样,杨虎城不用说了,西安事变的
结果消除了存在于他和中共之间的几乎一切误解。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看来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在2月1日张学良通过何柱国带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充满着感激和希望继续得到中共帮助的感情。张学良明确说: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弟目下山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这大概是张学良被软禁后给中共方面的最后一封信了。张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无“密便”可寻,双方自此再无往来。但不管以后张学良曾经怎样认识他所做过的这一切,其在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个朋友,如果不是同志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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