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张学良更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为根本解决陕甘问题的参考。在张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他甚至明确建议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其建议即属于止火之策。
甲、乙两案的内容如何呢?现照录全文如下:,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
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炳勋)、商(震)、萧之楚、万(耀煌)等军驻陝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关于虎城讲话问题,甘甲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右任)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
从上述两案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学良的态度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张已不再坚持反对南京进行“剿共”战争了;第二,张已不再主张保持西北三位一体,力求东北军能够远离中共与红军。
蒋修订的甲、乙两案原文如下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路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利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附记:陕西绥靖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令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驻甘肃。

当然,西安事变姑且不论在其酝酿与处理的过程中存在着值得后人检讨的内容,但事变本身的发生与和平解决都可以说是中共统战政策的成功。在自我孤立了10年之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在自己的政治对手中找到了真正的同盟者。周恩来曾经说过:通过西安事变,
交了两个朋友。这或者可以说是对中共与张、杨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真实写照。反过来大概也是一样,杨虎城不用说了,西安事变的
结果消除了存在于他和中共之间的几乎一切误解。即使是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再难有自由可言的张学良,看来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尤为感动的是,即使在东北军几乎已经将近瓦解的情况下,中共仍旧能够像朋友那样帮助维持他魂系梦牵的东北军。在2月1日张学良通过何柱国带给周恩来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充满着感激和希望继续得到中共帮助的感情。张学良明确说: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维此西北危局,犹对东北军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为钦佩。弟目下山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这大概是张学良被软禁后给中共方面的最后一封信了。张既失自由,中共自然也无“密便”可寻,双方自此再无往来。但不管以后张学良曾经怎样认识他所做过的这一切,其在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把中共看成自己的一个朋友,如果不是同志的话。

西安事变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却可以说是成功的。这就是“兵谏”。尽管从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事实,从张学良“革命”的动机与意愿来看,西安事变严格说来不应当简单地看成什么“兵谏”,但从事变所取得的结果而言,这一事变确实也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兵谏”。
兵者武伶也,谏者劝说也。在西安事变时张、杨所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中,有哪些是张学良在过去向蒋“进言”、“哭谏”甚或“诤谏”时曾经一再提出
过的主张呢?确切地说,也只有两条与前此的进言内容相近罢了这就是停止一切内战,与释放被捕之上海爱国领袖。遍查张学良此前之各种言论,与事后之回忆,均未见张曾提出过诸如改组政府之类激进的政治主张。何以八项政治主张过去大多均未曾提出过?那是因为,这些主张多半早就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团体的主张,提出这样的主张,必被视为共产党的同路人无疑。况且,这样的政治主张多半也不是靠简单地劝说一个蒋介石就能够实现的。张学良过去主要“进言”、“哭谏”或“诤谏”的是什么?概括言之,其实也只是两条,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容共。显而易见,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抗日与容共的目的,八项政治主张或均可束之高阁,因为八项政治主张中,没有一条是直接提及抗日与容共要求的。可见张学良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还并不仅仅在于要求抗日与容共,他们明显
地还有更高的政治理想,即试图根本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来一次政治的“革命”和“解放”。毫无疑问,作为西安事变政治目标的这八项政治要求,大都未能实现。但从另一个方面,即如果我们把这次事变的最终结果同张学良过去“进言”和“诤谏”相联系的话,那么,西安事变又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最初发动事变时的主观愿望如何,事变毕竟通过一种“兵谏”的形式,促成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放弃和大规模内战的停止,进而直接推动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抗日与容共政策的形成。
可知,西安事变直接的受益者,正是中共与红军。正是因

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做出决定,要尽可能利用这一机会将东北军分解开来,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要求改行乙案,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国民党三中全会亦加以批准,事实上却仍旧被严加管束,不得自由。西安事变两大主角,张学良和杨虎城所提出的政治主张,以及蒋介石当初的许诺,大多数并没有成为现实。甚至西北“三位一体”中的两大主力,张学良和杨虎城所力图保存的地方武装力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随着
他们的统帅被拘与放逐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重大历史悲剧的扮演者。可以想见,不论是就张学良他们最初所追求的保存自身力量的动机,还是就他们当初所期盼的革命或政治变革的目标而言,西安事变所留给历史的,都只能说是一次失败的记录。

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的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这对于东北军高层将领却不是好消息,于学忠、董英斌等不必说,就连王以哲等人的态度也摇摆不定。讨论竟夜,时间长达6个小时之久,最终会议仍旧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难道这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这样耻辱地结束了吗?难道正在缔造着新一代东北军人、勇敢地推动着中国政治变革的张学良将军,就这样成为政治妥协的牺牲品了吗?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一次既出人意料,又完全在人意料之中的事变发生了——“二二事件”。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假借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
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索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十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郿县的东北军一○六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一○五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29日一早王以哲与杨虎城谈话后,杨即亲自找周恩来谈。杨虎城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决定做中共政策牺牲品,拥蒋抗日,“虽然他怀疑此种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独立局面有由战争中求得可能,同时他估计我们拥蒋必将失去许多同情,但他仍愿做共党朋友到底”。对此,周恩来及毛泽东等均深受感动。周当场表示,中共决不会背弃朋友,如果蒋介石反过来阴谋对杨及十七路军不利,红军决不坐视不顾。
既要与南京求得团结统一,又要继续保持西北三位一体,这已经变成一个两难的问题。而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不论是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严重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也难以实行。周恩来为此不能不再度致毛泽东等,提出:“形势已到最后关头,南京正在进行分化,指明此间已不要张。东西两军认为打有出路,撤兵弃张只有死路。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一部将反动,造成南京分裂西北联合战线的基础。东西两军已有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

27日下午,西安方面完全妥协,与南京最后达成和解。但西安内部出现更大分歧与混乱。据周恩来当晚报告称,杨虎城“表示屈服后无前途,宁方不会抗日,释张甚悲观,对双方合作亦觉无把握”,态度更趋消极。而“东北军老派愿和,但董(英斌)尚动摇,鲍(文樾)、马(占山)亦有变化可能。少壮派师旅团长多数主战”
晚上东北军军官会议,虽有董英斌主持,与会者仍一致强硬表示“非张回不撒兵”。周恩来已清楚地感觉到:目前西安各方“危机四伏”,如蒋再不能给以保证,势必会有人“铤而走险”,到那时可能一派混乱,统一战线将迅速破裂,共产党不仅大受埋怨,而且将更陷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竭尽全力劝说和平,其
结果亦可想而知。而只要左派激烈情绪不得缓解,整个局面就随时具有爆炸性。
在中共中央这时看来,目前唯一可能缓解左派情绪的,就是请蒋允许张学良回陕训话一次。但蒋毫不理睬。
面对如此局面,周恩来极感为难。他电告中共中央:“现在情形下,我们若参战,则违背主和原则,如和,必失东北左派,前线便一时混乱。”况且,左派基本上是东北军队的骨干,直接掌握部队,失去这些左派军官,就意味着三位一体事实上的不存在。要不要对
左派略作让步的问题迅速提上议事日程。27日晚,张闻天到西安,坚决主张和平,提出用红军不参战的办法来劝告激进分子放弃战争的想法。但当晚少壮派军官50余人得到消息,前往中共代表住处集体请愿,提出8个问题,态度颇多挖苦。周恩来虽大发脾气,对方仍毫不示弱,有人竟扬言:如果红军
不敢打,我们自己打,到时候别怪我们和你们翻脸。
第二天,即28日,杨虎城受此情绪影响,也决心要打,整个形势愈发变得不可收拾。周恩来不得不与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代表开了一天的会,摊开地图详细地向他们解释打的不利。但这些东北军年轻军官的代表完全听不进去,只是断定打起来就会有办法。除非
张回座,否则决不撤兵,宁愿拼个鱼死网破。

再也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明确提议:(一)接受蒋之甲案;(二)妥协达成后要求允许张学良随顾祝同来陕一行;(三)推王以哲为甘肃省主席。可是,杨虎城当晚在他家召开的高层会议上,明确认为南京方面“毫无诚意”,对蒋介石施加战争威胁相当反感。参加会议
的东北军将领除王以哲、鲍文樾主和外,其余态度也相当含混。开始在另外一处开会的师旅团级军官20余人,当晚转来杨家开会后,更是激烈主张:“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会议争论不休。经周恩来反复劝说,包括杨虎城在内,多数将
领最后才同意:(一)接受甲案,但部队撤退请宽限十天;(二)部队移动应在张学良回陕训话之后;(三)三中全会前即给张名义并允许其出席三中全会说明政治主张。不过,周恩来、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达成了一致意见,东北军同志会的年轻“左派仍坚拒,并向前线活动”,西安内部的情形益发复杂和紧张起来。
然而,就是这样的条件,南京方面也拒不同意。27日凌晨5点钟左右,何柱国代表西安方面打电话将这些意见通知顾祝同,为顾所拒。何不得已再与各方商量,各方仍旧坚持,谈判遂因此陷入僵局,眼看就要全面破裂了。恰在这天上午,张学良电报来到,情况才开始出现转机。
27日一早,张就借用南京方面的电台紧急致电东北军各军长与师长,恳切要求部属“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执误事为要”。时至于此,张学良确实对西安方面的作法颇多抱怨,电报中直言不讳地埋怨其下属“固执误事”。电报称:“此事如前次瑞风、志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接到张学良电报后,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讨论,东北军高层将领和杨虎城终于决定接受南京条件,只是要求撤退时间以7天为限。

然而,在这个时候,不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还要困难。本来东北军年轻军官就反对让步,情绪激昂,如今见中共代表步步退让,更是心怀不满。本来杨虎城因西安事变就已经丢了整整一个军,如今更是担心让中央军控制西安及陇海路沿线,地盘没有了,余下的部队迟早也会被蒋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东北军上层将领,此时的态度也颇犹豫,步步退让的结果,是不是连张学良的出路也不争了呢?唯一能够驾驭东北军这驾马车的张学良若回不来,东北军难道还会有自己独立的前途吗?因此,越是到妥协关头,西安的空气就越是紧张,人心就越是混乱。面对这种情况,西安方面决策层内部意见严重分歧。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出面承担放弃为张学良争取自由的责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几乎一致强烈反对,非要南京对张学良回陕作出明确担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倾向于妥协的东北军将领,这时也变得犹豫畏缩起来王以哲、鮑文樾称病不出,何柱国虽有意谈判,却无法做主,且部队根本不能掌握。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担心继续妥协,内部将更加动摇,更便利蒋介石分化政策,态度也颇含混。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当天傍晚7时,蒋甚至下令次日正午东北军再不接受条件开始撤退,就宣告和平破裂,立即开始轰炸东北军前线各战略目标。顾祝同即据此通过电话正式通知西安方面:次日晨必须接受南京条件,否则即告破裂。

谈到中共中央转而坚决采取和平让步的态度,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该指示到达的日期多半是在22或23日左右,已知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该指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前此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及南
京的政策,一是建议在争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础上解决一切问题。
指示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可能受挫,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亲日派在搞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党采取了错误的步骤。中共中央固然改变了以前力图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但是还没有彻底摆脱这种错误方针。中共中央在蒋介石被释放后所确定的方针尤其证明了这点。这种方针实际上意在分裂国民党而不是同它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变期间同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所有这一切,只能助长亲日派的气焰并为其制造内战提供借口。指示明确要求,立即把党的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并应在这方面向张、杨及其军队施加各种影响。只是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

整个西安善后问题之解决,这时已经全部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了。这就是对蒋介石承诺的信任问题。西安三方面,不论是杨虎城、东北军,还是中共中央,这时担心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现在答应了蒋介石,是否就能确保自身的安全,确保不再有战争,确保张学良真的能够获释?中共中央这时之所以一再表示要求蒋介石做出书面保证,纯粹也是为此。然而,蒋始终拒绝用书信的方式做出这种保证。迫不得已,中共中央只能根据观察和经验来判断这一切了。毛泽东这时再三要求潘汉年就此做出判断:“据你观察,蒋与南京是否确有
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此种诚意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过,为了有利于解决西北问题,蒋介石事变后对共产党的态度毕竟一直是比较客气的,除了坚持不给以书面保证以外,蒋介石对中共代表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尽量地给以解释或满足,力求使其感到放心。宋子文前后两度代表蒋介石与潘汉年见面,表示愿意代蒋担保。事情至此已很难再有多少转圜余地了。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在西路军失利,张学良扣在对方手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战斗力不强,负担沉重的情况下,战争的方法无论如何不是出路。中共中央终于在1月27日晚做出决定:对南京作出让步。毛泽东、朱德等于这天晚上专门致电这时在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各负责人称
(甲)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
(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
(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
(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

显而易见,形势至此已变得相当严峻。人们的观感也颇绕一。潘汉年明确提出:“我意西北问题不可久持,盖西北问题一日不决,整个抗救计划无以实现,徒予日人以共同防共之藉口。我方当本对内和平团结,对外一致抵抗之初衷,力劝杨、张部队负责者从整个
御侮救亡着眼,勿持私见以阻碍整个之实现。”
但整个西安的情况却极其复杂。据周报告称:“此间左派群情激愤,主战”,杨虎城“恐让步后西北被分化,亦有战意”,“东北军军长除缪澄流外均主作战”。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指出:假如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之左派势将铤而走险,而右倾者必将倒向蒋介石一边,如此我们将失尽同情者,亦无法掌握其军队。如拒不接受,则只有打仗,打则只能胜不能败,可胜的把握很少，各方响应者更少，一旦失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仍必分化,到头来我们也只能得到少量军队而已。因此,战亦不是,和亦不是,目前处境万分艰难,暂时也只有在原则上接受蒋之甲案,但力争西安驻十七路军及东北军能驻咸阳以西,同时拖延时日,准备战斗。

20日,形势再度走到重要关头。当天,杨虎城接到蒋介石措辞严厉的来函。信中坚决拒绝西安方面所提方案,断言杨虎城等人的要求,就是“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而一方面则以要求汉卿回陕主持为解决一切之关键”。因此,他指斥西安方面“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称一切临时组织撤销,而企图割据与罔恤危害国本,乃有加于昔”。蒋介石明白告诉杨虎城
等:不仅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要以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而且陕甘问题一日不决,汉卿因责任深重,也绝无回去之可能。蒋介石并且特别指出,这已是他“最后之忠告”了，25日12时以前西安方面务必要接受中央的方案,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16日,西安方面正式做出妥协。杨虎城等通电就职,并宣布取消一切西安事变期间成立的临时性组织,同意不再要求蒋介石兑现事变期间的承诺,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提出的各项政治主张提交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对西北善后也只集中于要求南京释放张学良与合理地安排防区分配问题。但问题是,蒋介石的来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放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二者能不能相提并论?在西安三方的讨论中,杨虎城,包括东北军的军官们都强硬地坚持二者必须同时进行,因而会议决定:除努力将一切救国主张提交三中全会外,必须坚持防区分配和释放张学良同时进行,张不回陕,军事上就仍取不妥协的姿态。
对如此坚持的前途，中共代表已明显的感到怀疑，既然以和平解决为目的，坚持这样的条件，岂不等于还是要打仗？
其实,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这时对作战都没有胜利的总握。杨虎城明确告诉周恩来,前线最多只能守三天。因此,此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都不愿意考虑必要时放弃西安,这时却已经在考虑这种可能性了。中共中央当然也很清楚这一情况,只是,如果连要
求张学良回西安主持一切这一条也放弃了的话,西安事变所建立起来的三位一体的西北局面,势必不复存在,红军又将重新回到孤立的境地上去。毫无疑问,所有西安事变的积极参加者都不愿看到事情会走到这一地步。特别是态度最为激进的原东北军同志会的年轻军官们,尤其不能接受张学良不能回西安这一条,他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要与南京进行坚决的抗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这种态度却使张学良简直如坐针毡。

15日,杨虎城派往南京的代表之一米春霖从奉化返回西安,进一步带来张学良13日的亲笔函和张学良提出并经过蒋介石修改认定的甲、乙两案。这时,张学良的心情显得颇为复杂。他内心虽仍不肯承认错,“态度踞傲”’,但为取得蔣之信任,毕竟也已经做了某些违心的表示。特别是他13日得到蒋介石的准许,迁至蒋正在养病的奉化溪口,更幻想着可以与蔣就近商量西北善后,乃至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等重要事项。张并不知道,由于西安方面前此在策略上坚持强硬态度,蒋介石和南京方面已明显地归罪于张,断定正是因为“张态度踞傲,仍未真实悔悟,陕甘迄无接受命令之表示,一再倡言须张返陕,而一般民众是非功罪之观念亦极混沌”,故已开始秘密散发关于张学良各种“罪题”之材料,组织社会各种团体发表文电进行声讨。放张回陕已再无可能。
张学良此时仍蒙在鼓里,他还在积极出面劝说西安方面,盼望西安方面速即讨论甲、乙两案,择一行之,“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而他在给东北军将领的信中,更明确主张选择将东北军调出西北的乙案,强调说:对东北军,蒋保证“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
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流[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家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不难判断,张学良尽管一再要其部下不要为他个人出路着想,但其极力劝说东北军将领选择脱离“多所不便”的西北地区的乙案,目的仍在设法解除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怀疑而获得自由。可是,西安方面,无论是杨虎城、周恩来还是东北军将领,多数看来并没有能够明了张学良的这种意图。米春霖来西安,带来蒋介石14日信,内中特别告诫,张学良此时“为国为友为私为公计,皆无回陕之理”,要西安方面“勿再以此为言”。对此,西安三方均明确表示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