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府及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余，打仗则简直谈不到。

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订的条约虽收复了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土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哪里有这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恐怕不行呢！…戈登是个老实人，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土大夫颇信任他…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做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府政权一定不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中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演。

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最为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限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清政府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缘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然而中央及地方的当局者究竟均是人，还均是中国人，他们也免不了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做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人翁一民众一的意旨所做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好在还有一班明眼的外人，知道中国民众尚是中古的民众，所谓口号标语不过是中古人的符咒，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要白过“九一八”的忌日而不去追究我们的当局和我们自己的责任。若是白过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九一八事变”还要发生。至于日本的前途，我是不替它抱乐观的。自从去年的九一八”到今年的“九一八”，日本的军阀，除为日本民族挖坟墓外，别无所事。所可忧虑的，日本的失败未见得就是中国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独立评论》第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