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也为历史学家设定了任务:找到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发生了什么,或者就字面来说真相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我们永远也够不到的,原因我在《八月炮
火》的“文献说明”部分已经阐明(没人会读那个部分,但我认为那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写过去的事,但我们不是过去的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我们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
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 nstincts of the Herd in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目录
前言
是骨架和血液,它让历史更接近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更易于怡当地理解原因和作用;我还相信,历史应该以当时的所知所识来叙述,而不是带着事后诸葛亮的视角,否则结论不足为信。虽然我没有做原创性声明,但这些原则都是我自己在多年的技艺习练和职业实践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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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历史技艺
寻找历史
兰克也为历史学家设定了任务:找到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发生了什么,或者就字面来说真相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我们永远也够不到的,原因我在《八月炮
火》的“文献说明”部分已经阐明(没人会读那个部分,但我认为那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写过去的事,但我们不是过去的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我们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
历史何时开始?
家的任务是在事实的规范下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象力之于诗人,就像事实之于历史学家。他的取舍中有他的判断,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艺术。他的工具是叙述。他
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他的作用是让事实被人们看到。
计以盎司的历史
种好战情绪”,或者,“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那么,如果他之后没有补充什么证据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在毫无节制地做一些无凭无据的叙述。当我写作时,比如我写,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时尚圈举手投足学的都是英国。想象我自己
为读者—这个复杂的“复调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我的书桌前
上演——我的反应一定是:“给我证据。”接下来两句就要解
决这个问题。我就接着写道:“格雷菲勒家族和布里德耶家族和威尔士亲王关系亲密,博彩是朗香( Longchamps)的习
俗,跑马在尚蒂伊举行,障碍赛马在欧特伊,赛马俱乐部里
不受欢迎的人被称为黑球’( black-bou)。夏尔·斯旺
的原型夏尔·阿斯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英文的先生
(Mr)’。”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作家
立在现实之上,并且能从中感知到真相往往比一些历史
作家更为真实。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
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
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 extra vision)和内省的眼光
( Inner 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
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
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岀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奧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
历史学家的机遇
写作史迪威将军传记遇到的问题
做研究的殿堂
作为历史三棱镜的人物传记
能。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在被人读到之前是独立的存在。就像蛋糕,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被人吃掉。所以,首先要打动读者。
其次,传记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视角,让作者缩小范围到可控的尺度,同时让读者更易理解主题。如果视角太宽,中心主题就会跑走,被稀释,丧失了形状。你不用为一个整体而写作,只为那个能真正代表整体的东西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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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写作成果
对日本的诊断
竞选列车
在马德里读什么
要么珀迪卡里斯活,要么赖苏利死
最终解决方案——评吉迪恩·豪斯纳《耶路撒冷的正义》
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
躺在弗洛伊德沙发上的伍德罗·威尔逊
我们是如何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以色列的快剑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
容(这是第一次公开刊载)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
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
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未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
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周恩来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随后发出邀请,他们将坐飞机前往美国。怕此事不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对他们的要求保密,以保证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如旧,他们当时正在痛苦的谈判之中。
这个消息1月10日到了重庆,但没有转交美国,只是在另一
个文件中提及了一下,这个文件可能是给罗斯福总统的
也可能是给国务院或者战争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尔利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
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基辛格的自画像
人类的闪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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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学习历史
历史能指导未来吗?
越南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
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
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
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
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当今困境的历史渊源
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 nstincts of the Herd in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将道
决策者为什么不听劝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減少前方信息和后方决策之间的隔膜?第一,保持外事部报告的完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报告里可能会有的内容,还因为如果有需要,这就是政策更改的基础。第二,必须找到一些手段,把先人之见和情感上的执念定期地和事实进行比对。可能需要通过立法,让停下来重审形势成为常规,去质疑业已接受的做法的逻辑,在需
要的时候以减少损失。
水门和总统
记我们的生日——美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