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能够折射出历史的三棱镜,传记引人入胜,让读者去关心更大的主题。人们都对彼此、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如果看上去我强调读者的兴趣更胜于作者的意图,那是因为对我来说,读者地位至关重要,是一半的作者。读者与作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做爱、打仗和打网球都需要两方的话,写作也需要两方的力量去完善每一个铅字的功
能。我从不认为我写的东西在被人读到之前是独立的存在。就像蛋糕,它存在的理由就在于被人吃掉。所以,首先要打动读者。

其次,传记之所以有用,因为它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视角,让作者缩小范围到可控的尺度,同时让读者更易理解主题。如果视角太宽,中心主题就会跑走,被稀释,丧失了形状。你不用为一个整体而写作,只为那个能真正代表整体的东西写作。

如果毛泽东来到华盛顿

有一件事造就了历史上最雄奇的猜想和最尖刻的讽刺,这件事就是:1945年1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取得全国性权力的四年半之前,他们企图和美国建立关系,要求前往华盛顿,要和罗斯福总统面商机要。是什么促成了这个要求已不可知,只有等待档案解密,不过,我们现在才刚刚知道,美国对此友好姿态未做任何反应。在27年间,两场战争,不计其数的生命魂飞魄散之后,两个没有交情的超级大国因猜忌和恐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之后,一位美国总统——上一位美国总统让1945年的访问未能成行—终于访问了北京,和那两位中国领导人见了面。本来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吗?

这个提议的原件,1月9日由美国在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代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转交给了在重庆总部的魏德迈,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他们的请求被传达给“美国的最高官员”。内
容(这是第一次公开刊载)如下：

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中国当前的形势和
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
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那未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
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周恩来要求,如果罗斯福总统随后发出邀请,他们将坐飞机前往美国。怕此事不成,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对他们的要求保密,以保证他们和蒋介石的关系如旧,他们当时正在痛苦的谈判之中。

这个消息1月10日到了重庆,但没有转交美国,只是在另一
个文件中提及了一下,这个文件可能是给罗斯福总统的
也可能是给国务院或者战争部的。原件被帕特里克·赫尔利截留在重庆,魏德迈将军也被迫同意这么做。

不是军人的本性,而是人性需要为战争负责。士兵只不过是本性表露的一个形式。进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就像吃喝和性爱。我作为学习人类行为记录的学生,我敢自信地说,和平不是人类的传统。历史学家计算过,工业革命以前,战争冲突是人类花费时间第二的活动,仅次于农业耕作。

人类历史始于部落——那时就有了“我们”和“他们”的意
分裂。甲部落在认识到乙部落与自己的不同之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据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所有生命、思想和行为都是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天和地、土和水、暗和明右和左,北和南,男和女。这些极点之间并非一定是对抗的,但“我们”和“他们”之间却一定是天然对抗的。当部落之间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他们就开始战争,为了食物,为了地盘,为了统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也许要世代相袭。全国的学生和同情学生的老师,他们要让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滚出学校,但他们改变不了以上事实,不管他们的动机是如何入情入理。

弗洛伊德称之为求死愿望,意思是自我摧毁。它同样可
以被称为求生愿望,因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本能，一种战斗和征服的欲望,如果说需要杀戮,那么,杀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本能说:“我要征服,我要活。”这也是男性的本能。女人作为后代的哺育者,天职是存续生命。也许我们的白宫里要是位女总统,国会也由女性统治,我们昨天就已经从越
南脱身了。

“我们永恒的敌人,”威廉·詹姆士1904年说,“根植于人性中的好斗。千年的太平也不能把战争的本性剔除出我们的
骨髓。”我们所在的世纪有什么事情可以反驳他吗?

推广至政治行为也就是用于人群,这种对人性的新认识摧毁了对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赖于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识。19世纪的自由主义假定人是理性的行为体,他自发地根据自己最优的利益采取行动,所以最后会导出理性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原则下,自由主义者坚持扩大投票权,最终达成一人一票的目标。但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权的扩大,正如事实证明的,并没有增加政治共识。大众被挥舞的血衣引来逗去,投票的决定只是因为一些口号—“自由造银币”“绞死德皇”“每个车库两辆车”,他们没有展现出比玛丽安托瓦妮特和卡利古拉更高的政治觉悟,前者说:“让他们吃蛋糕啊。”而后者则任命了他的马为领事。普通人证明了自己并不比堕落的贵族更有智慧,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展现出民主政治假设他们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威廉·特洛特,在他1908年出版的书《和平与战争中的大众本能》( nstincts of the Herd inPeace and War)中发现,暴民或大众的本能是来自弗洛伊德发现的潜意识的罪恶之井。他把大众本能描写为非理性的力量,“模仿、懦弱、残忍...易受他人影响”,然后用这句史上最为阴郁的话结束了他这本著名的论文:“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归根结底,人类会证明,自己不过是大自然又一失败的造物。”

我从偶尔到大学校园访问的经历中了解到,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认为无关紧要。他们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对于每个话题,每个学生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 hook in)”——我在另一所大学听到的说法。自我中心主义( 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

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
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他或许忽视或许抗
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
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
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穆斯林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
发生的事。”

我们时代代价最昂贵的神话就是共产主义巨石悬于头上的神话。现在我们高兴地发现,如果发现得不算太迟的话,本应成为联盟的中苏两国实际上是两个互相恐惧、猜疑的对手。我们最初的判断与事实有千里之别,不过是恐惧和偏见的反射。在这种膝跳反应的指导下,是不会有最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我把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定义为,联络关系、动用影响力来为觉醒的自身利益最好地服务。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減少前方信息和后方决策之间的隔膜?第一,保持外事部报告的完整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报告里可能会有的内容,还因为如果有需要,这就是政策更改的基础。第二,必须找到一些手段,把先人之见和情感上的执念定期地和事实进行比对。可能需要通过立法,让停下来重审形势成为常规,去质疑业已接受的做法的逻辑,在需
要的时候以减少损失。

我们也不会因为分裂加剧,国家就陷入瘫痪。因为我们已经分裂,一直分裂,并且,任何有独立思维的民族就该分裂。说什么统一,这是虚伪的,是政客的废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民族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意见一致的国家是行将就木的国家。

对谴责它侵占了中国领土故作惊诧,就像这是一种它从未想象过的行为,这种表态对外国读者来说匪夷所思。大惑不解的外国人想知道,日本用这种明显的伪装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唯一的解释是,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伪装。日本人拥有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思维过程,缺乏西方人称之为“逻辑”的东西,他们就是可以发布这种言论,明知所说是假,却能真诚地相信。外国人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实现的,更别说去解释它。笔者唯一能够提供的解释是:对日本人来说,表象比实际更重要。事实对日本人不重要,如果他要被迫面对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实，他就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街上碰见一个讨厌的熟人那样

最为文采飞扬的麦考利写道,写历史就像画画,把所有的素材都放进去只会得到一点点真相( truthful result)。他说,最佳的画作和最佳的历史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这条法则是这么显而易见,我大惑不解,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历史学家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去追求无所不包呢?答案可能是胆怯:害怕被批评挂一漏万,或者害怕因为选择不当,而未能抓住要害。这就是独立作家长于专业史家的地方了：他们不怕伸长脖子被人逮个正着

然而对于沟通的第一要素,韦布却给出了非常完美的三
个标准:作者对“有话要讲”“话值得讲”“自己比别人更会讲”这三点有坚定的信心。接着韦布补充道:“话不是讲给少数人,而是讲给多数人的。”因为写作的必要应该和阅读的愿望形影不离。作者必须看到读者坐在他书桌对面,必须搜肠刮肚地寻章摘句,传递他希望读者看到的画面,唤起他希望读者感到的情绪,非此不能写出生动鲜活的东西。不能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读者存在,作家的文字生于书页,也将死于书页。麦考利是一个与读者交流的大师,他给妹妹汉娜大声朗读他的《英国史》,妹妹潸然泪下。作为一个作家,夫复何求?

我还需说明一下,我并不完全同意《韦氏词典》说的,虚构作品是和事实、真相、现实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好的虚构作品(与垃圾作品相对)即使和事实不沾边,也常常建
立在现实之上,并且能从中感知到真相往往比一些历史
作家更为真实。正是感知真相—把真相从不相干的环境中
抽取出,然后传递给书的读者或画作的观者造就了艺术
家。艺术家具有独到的眼光( extra vision)和内省的眼光
( Inner vision),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他们提供一种没
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读者就无法得到的观点或理解。
这是就莫奈用倒映岀杨树的粼粼波光带给我们的,艾尔·格列柯用托莱多雷鸣电闪的天空带给我们的,简·奧斯汀把社会万象压缩进班纳特夫妇、凯瑟琳夫人、达西等角色之后带给我们的。

当我遇见一个没有例子佐证的普遍性结论和结论性的叙述时,我就会突然警觉,并想:“给我证据。”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写,宣战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那么这是一个由细节佐证的叙述,我们就可以说,这是昏暗的一天。但如果他仅仅写到那是昏暗的一天而没有提到下雨,我就想知道他的证据何在,是什么让那天变得昏暗。再比如,他写道,“全体人都有
种好战情绪”,或者,“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那么,如果他之后没有补充什么证据的话,我就会认为他在毫无节制地做一些无凭无据的叙述。当我写作时,比如我写,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时尚圈举手投足学的都是英国。想象我自己
为读者—这个复杂的“复调游戏”每时每刻都在我的书桌前
上演——我的反应一定是:“给我证据。”接下来两句就要解
决这个问题。我就接着写道:“格雷菲勒家族和布里德耶家族和威尔士亲王关系亲密,博彩是朗香( Longchamps)的习
俗,跑马在尚蒂伊举行,障碍赛马在欧特伊,赛马俱乐部里
不受欢迎的人被称为黑球’( black-bou)。夏尔·斯旺
的原型夏尔·阿斯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英文的先生
(Mr)’。”

诗人所做的是传递他在历史时段或瞬间的感受。历史学
家的任务是在事实的规范下讲述到底发生了什么。

想象力之于诗人,就像事实之于历史学家。他的取舍中有他的判断,材料安排中有他的艺术。他的工具是叙述。他
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他的作用是让事实被人们看到。

这种快餐布丁的典型就是那些好似一夜写出的人物传记,比如《林登·约翰逊的故事》( The Lyndon JohnsonStory),催生它的事件才发生了几周,各大书店就能见到这本书了。这些编纂者提供不出任何有助于思考的东西,以历史学家的标准,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除去上面那些不堪大用的,历史同代人中还有一类纯粹的、自觉的历史学家,有两种。第一种是“旁观者”。他们有意记录下时代的片段—战争、萧条、罢工、社会革命等等
以自己的风格和逻辑把它们变成历史叙述。修昔底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白修德的《总统的诞生》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宏大,一个短小,但内质是一样。

第二种是“积极的参与者”,或称“操刀人(Axe- Grinders)”。他们希望把自己熟悉的事件写成真正的历史,但他们下笔却有偏颇,有时微妙而不被察觉,有时则大刀阔斧地涂改,全凭他们希望自己能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约瑟夫斯的《犹太战争史》、克拉伦登伯爵的《英国叛乱史》以及丘吉尔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都是此中显例。

对于后世史家,以上亦是原始材料之一种。那么,所有这些叙述在手,我们就是历史学家了吗?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当你手握一串葡萄开始挤压,你就已经拥有葡萄酒了。不过,它未经发酵,不够年头。后世史家最大的优势在于时间提供给他们的距离。远观那些历史事件,他的描述视觉会更为宽阔,他能更多地看见那时发生了什么,区分什么是要紧的,什么又无关大局。

历史同代人却无此视角,所有事件对他们来说都在眼前,大小一致。微不足道的看上去巨大无比,而巨大无比的因为边际不易看到而被人忽略。越南和巴拿马的新闻标题在今天的报纸上占据了四栏,50年或100年后,历史学家或许只
把它们共列入史书的一章而已,我们无法想象。

那么,历史学家应该是艺术家吗?有意识地运用艺术手法当然应该是他的工具之一。麦考利说他自己是一半诗人,一半哲学家。在这两方面我都不期望达到他的高度,我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一个讲述者,只不过我讲的确有其事,并非虚构。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谁比谁更有价值,只是历史比小说更吸引我而已。我同意19世纪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他比较了司各特《惊婚记》中的路易十一和国王的朝臣康明的回忆录中的路易十一,认为“真实比小说更有意思。

兰克也为历史学家设定了任务:找到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发生了什么,或者就字面来说真相是什么。他的目标是我们永远也够不到的,原因我在《八月炮
火》的“文献说明”部分已经阐明(没人会读那个部分,但我认为那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写过去的事,但我们不是过去的人。我们永远也不能保证,我们重写的故事是否就是真相,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保证用证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