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本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罗志田
  •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59.00元
  • ISBN:75097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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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当命运真的把胡适推向“世界公民”的定位时,不仅他所向往的“世界”(即西方)并不真诚地想接纳他,他自己在世界主义面具下潜藏的民族主义真情也就暴露无遗——他在安身立命的大关节处仍是中国的,他也并不真要做世界公民。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然而他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结果,胡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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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器物-政制-文化”这一递进关系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认识方式。中国人固然有社会习俗反映甚或代表特定文化认同的看法(如“被发左衽”说),但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无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而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何以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盖器物与政制与文化分不开正是西人的思想,并被其用来说服了中国人。故西人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一点尤其值得探讨。
麦兜史努比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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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带来的潜存信心,使中国士人轻视了文化竞争的严重性。故“西学为用”渐成士林共识,传播和推广西学的角色,也逐渐更多由中国士人自己承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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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阁”。一句话,中学已不能为体。
麦兜史努比 //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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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之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念甚强,其实这个观念恐怕也多半是舶来品。中国传统观念是趋向渐进的,主张温故知新,推崇十年寒窗、滴水穿石的渐进功夫。汉灭秦,尚承秦制。清灭明,亦承明制。虽有改变,大抵是出新意于旧制之中。鼎革之时尚且如此,遑论平素。只有感染了西方的使命感之后,才会有一举全部推翻之气概。清季人在本朝而非鼎革之时,即主张将全国的大经大法一举全部改革,这样的观念多半是受西潮影响的。
结果,积极入世的近代士人对也是积极入世的西方思想的建设性一面接受的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倾向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约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陈氏的认知最能体现这种对西方历史的选择性领会。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反求诸己”的取向暗合。再加上前述中国领土主权基本保存所产生的潜在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又支持了“反求诸己”的取向,导致一种“我自己能够败,我必定自己能够兴”的自信观念。这种种因素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扭结在一起,便产生出特殊的后果。近代中国士人的一个共同心结即大家为了中国好,却偏偏提倡西洋化;为了爱国救国,偏要激烈破坏中国传统。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性现象。爱国主义与反传统在这里奇特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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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能认同于革命事业,几次与学校当局对着干,却不肯剪去辫子,正是他先天有造反气质、后天却又努力收敛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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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归国之前,反思他在美国的七年生活,心情十分复杂。总的来说,他认为美国是他所“自造之乡”,其重要决不在真正的故乡之下。胡适说:“吾尝谓朋友所在即是吾乡。吾生朋友之多无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乡而归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乐,正难自决也。”他在归国的船上做有《百字令》,其中说:“凭栏自语,吾乡真在何处?”并解释说,他的意思也就是陆游词所说的“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他乡是否胜故乡呢?至少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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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来只大胆怀疑别人,却并不怀疑自己,甚至也不太准许别人怀疑自己,都是在上海开始建立、由庚款考试增强、再由在美国得奖巩固起来的自信使然。第一阶段使他知道他的特别的“先生”认同不只是在上庄才成立;在上海这样的大地方,在中国公学这样的高级学府,他都证明了自己的秀异。庚款考试的成功,使胡适由上海激进青年中的彷徨者一跃而为全国性的精英,在美国的几次得奖,进一步向自己证实了他的不同凡响。其中胡适较少提到的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胡适所得的什么卜朗吟奖,虽然轰动,多半还因他是个来自“落后国家”的外国人;若在美国正式求职,那种奖未必上得了简历。至于那个什么国际和平会的奖,金额虽高,是专为社会上一小部分人说法,更加没有普遍的地位。倒是那个联谊会的成员,表明他在美国一流大学常春藤盟校中也是佼佼者,是可以一直写在简历上而为上流社会广泛接受的。在胡适服膺的以西方标准为取舍的现代国际社会,胡适已达到最高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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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以至民初中国读书人虽因不断的国耻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但最终还是暗存一种“道高于国”的观念,总向往一种在民族主义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适也与他们一样,事急则诉诸民族主义,事态稍缓,便又徘徊于各种接近“大同”的主义之间。故近代中国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但中国人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的具超越性的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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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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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从文以载道的视角出发,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其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开,结果其讨论评判常常多及形式少及内容,有时甚至只及形式不及内容,给人以重形式轻内容的印象。前述他反对律诗骈文的,其实都在形式。胡适指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所以文学革命也就是文学工具的革命。胡适一生治学,都有重视作为工具的“方法”超过工具所表达的内容这种倾向。这又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不一样了。中国传统的观念,文既然是载道的工具,当然远不如其所载之道重要(实际也确有不少人为了“因文见道”,结果只在手段上下功夫,始终未达“见道”的目的)。但胡适却用他的进化文学观轻易化解了手段压倒目的这一矛盾,并以此作为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块基石。按胡适的意思,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新酒必须用新瓶来装;瓶子如果不比酒重要,也至少与酒同样重要。所以,“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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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非常认同于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人生出交涉”的观点,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这里就仍有“我们”与“他们”)。问题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换言之,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士人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任鸿隽、梅光迪、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的。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的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人——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人——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人似乎都不准备放弃;但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人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做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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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虽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纾的信中所说,他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聘桐城派之人。同样,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愚蠢”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这再次体现了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心态和胡适爱说的“正义的火气”。胡适一生谨慎,唯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常常主动进攻别人。这虽然与他“暴得大名”之后略有点飘飘然有关,但传教士应具有的“新观点和批判精神”所支持的对愚蠢的不容忍,应该是他这段时间颇具进攻性的主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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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2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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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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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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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祖麟注意到,温和的杜威到中国的胡适手里就变得激进了。他指出,杜威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设法使失调的社会或文化重新获得和谐;“创造的智慧”也是用来结合新与旧的。但胡适的态度似乎与此相反:他在介绍杜威思想时则强调“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因此他主张破坏旧传统,再造新文明;即使整理传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再造新文明,而不是作为造新文明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胡适把他通过严复接受的赫胥黎的天演学说的竞争性和破坏性融铸进他的“杜威方法”了。这就是胡适与杜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之所在。许多中国人已认为胡适太讲调和,但中国的激进大语境和胡适的传教士心态其实已使得他把更讲调和的杜威哲学激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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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自上而下的计划政治,暗藏精英意识而又有“回向”大众的愿望,是胡适最能认同于杜威和美国现代自由主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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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主张学美国式“一点一滴的改革”的渐进方式,本无可厚非。但胡适却忽略了一个他自己曾指出的重要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重心已失。这是中国与同时段的美国最不一样之处。余英时师在讨论美国的激进与保守时,清楚地指出其间有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这是美国可以进行一点一滴的改革的根本基础。反观近代中国,所缺的恰是这样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除了尊西趋新的大方向一致外,各派各人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名副其实的五花八门,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据思想言论中心者也都是“小成即堕”,不过几年就让位了。在这种没有共同立脚点的情形下,决不可能搞什么一点一滴的改革。胡适学杜威最成问题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想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近代中国来,药虽灵而不对症,当然也就治不了中国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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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胡适与不少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故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不可否认,因为胡适有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的社会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现得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据唐德刚先生回忆,晚年在美国与胡适来往的青年后辈,多半还是稍微有点旧学修养的。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华裔,与“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的胡适,反而无话可谈。这是胡适那种中西之间边缘人的最佳体现。其本不够西,也无法真正接受什么全盘西化。而西方人内心并不承认这些专讲西方文明之人为平等(表面上的承认是不算数的),又是这类人最觉尴尬之处。
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世界主义者的胡适其实进不了他的“世界”的中心。也是羁旅异邦的唐德刚先生即颇能领会这中间的微妙。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作他们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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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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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后来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说,胡适与梁启超一样,对时代也是“惟恐落伍,兢兢焉日新又新以为追逐”。前面说过,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部分是因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曾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少年跑”,但他与梁启超一样,又不时“思调节其横流”。唯一存“调节”之意,就不仅“调节”未必能成功,自己也可能因跟不上而“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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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胡适自己在1933年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分期,约以1923年为界分成两段:前一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后一段则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此一分期全以英美思想为依据,而其中区分的要点,就是曾对西方自由主义造成困扰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很能反映立说者当时之所思所虑。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同一时段的思想发展,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轨迹。
1923年及前后的一两年,确实是中国思想的转变时期。胡适那时也正在调整自己与时代思想言说的位置。五四运动后学生辈中多数人显然是向着集团主义在走,胡适有意无意间也在不断跟进。他开始赞扬王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1922年,还略早于其自划的分界线。此后胡适的思想在这一路向上走得越来越疾,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对新俄和社会主义的向往。对一个不久前还在出席善后会议的人来说,这个步子迈得好像很大,也显得太突然,其实这应该是他经过反思和斟酌的谋定而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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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看法,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因前者是以对人和社会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解释为理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解释为基础的,故一般认为两者从根本上是相冲突的。可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情形却有些两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人,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趋势。有的人不仅确信,且长期力图实现之。对此,晚年的胡适曾有清楚的自我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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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主义从个人主义向社会问题移动,恰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美国进步运动中“复苏”同时。一方面,实用主义的工具性和从纯理论探讨中的解放使美国自由主义者可在讨论解决社会问题时不拘泥于“主义”。另一方面,以功利为检验标准亦可以给国家或公领域的正面干预提供依据。再加上社会主义传承的新教道义感召力,美国自由主义到杜威手里已完成了向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
事实上杜威等人确实主张一种计划性和社会福利化的制度,因为这既便于管理,也更能加速国家的进步(即对大多数人更具功利)。这种主张有时已超过霍布豪斯的观念而更近于费边社会主义,所以有人也认为美国现代自由主义是费边式自由主义。所不同的是从霍布豪斯到费边派都主张一种自下而上的大众制度,而杜威等人则主张将一些主要的决策由私领域或党派政治的战场转移到某些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精英国家计划者手中,以设计一套靠税收支持的社会计划来打破贫穷、无知和疾病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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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所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的缘故,胡适对社会主义的向往起源相当早。还在1914年7月,他就在美国大选中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演说中看到了“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威尔逊在那时主张“小政府”,让国民自己自由生活(今日已是共和党的主张了)。而罗斯福则要想“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左右之,如保赤子”(正类今日民主党的主张)。胡适说,在二者之中,“吾从威氏”。这也是他在那年夏天思想动荡后特别偏向西方而疏离于中国观念的一个表现,因为罗氏的主张显然更接近中国固有的政治观念。而且,按前引他的自我供证,胡适后来至少有二十年是倾向于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有计划的政治,也就是政府多管事的“大政府”政治。所以胡适在此时大约是在意识的一面从威尔逊,无意识的一面恐怕还是更倾向于罗斯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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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苏俄到英国后,罗素即告诉他,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最适于苏俄那种专政制度。若采用民治,必闹得很糟。胡适反对说,“我们爱自由的人却有点受不了”。罗素告诉他,“那只好要我们自己牺牲一点了”。胡适觉得“此言也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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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当自宋起。宋人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实在是一种新的精神。印书术之发达,学校之广设,皆前此所无有”。而宋儒提倡的格物致知和怀疑,也“皆前古所不敢道”。朱熹既是这种精神的集大成者,后来也因朱学的定于一尊,以前“从疑古而求光明的学者,后来皆被推崇到一个无人敢疑的高位!一线生机,几乎因此断绝”。明代王学之兴,是第二期。戏曲小说,“山人”“才子”,“皆可代表一种新精神与新趋势。肉体的生活之尊严,是这个时期的一点特别色彩”。清学之兴是第三期。“中间太平天国之乱,几乎又把这条线完全割断。黑暗之气,至清末而极盛,竟至弥漫全国”。而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第四期,也就是狭义的“中国文艺复兴”。
总的来说,胡适也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历经鸦片战争之后的技术引进阶段,甲午战争之后的政治改革阶段,和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文艺复兴阶段。在胡适更系统的论述中,从重视维多利亚时代个人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向集团主义的过渡,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向重视民主特别是科学的转变。
所以,在中国文艺复兴的这个阶段里,新文化运动实已开始向第二阶段转,而完成其转变的则是国民党1923年的联俄容共。胡适将新俄视作西方的一部分,故联俄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最新发展。“容共”则使国民党吸收了大量的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从而使国民党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正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阶段。不难想象,后来的政治运动也可依同理逐步纳入胡适这套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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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内忧外患使新文化诸人认识到不仅谈政治不可避免,甚至积极从事政治也不可避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此时公开承认:“我们过去试图避开政治恐怕是错误的。归根结底,新的政治运动恐怕并非像我们过去设想的那样不成熟。”胡适进而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中国唯一有希望外抗强权内除军阀的运动。他预计国民革命如果不给中国带来一个根本的解决,至少也是一个转折性的解决,但他认为更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毫无疑问,这里胡适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就是一个最终走向政治解决的文化思想运动。从不久前还几在出席善后会议到认同于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从坚信从思想文化入手再造文明到承认自己避开政治的错误并欢迎国民革命的政治解决,胡适迈出的步子已经够大了。其实他的步子也是随着他所说的中国思想界由个人主义阶段向集体主义阶段转移这一过程一步步逐渐迈出的。然而,胡适的这些表态都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一般人并不能充分理解。更何况北伐初期胡适的朋友丁文江正在上海为军阀孙传芳效力。结果,正当胡适在英法等国大说国民党和北伐的好话时,在巴黎的国民党支部却散发传单要旅欧同胞“监视这孙传芳的走狗胡适之来欧的一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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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年出席善后会议已使趋新知识精英在激进青年中的名声受损,他在五卅事件后曾劝学生专心读书,不必管这些事。结果汉口《晨报》在1925年10月1日发表社论说,“世所公认为新文化运动之先进”的胡适如此,说明中国的“学者不可信,学术不可凭”。这或许只代表激进一派人的想法,但其所表达的知识精英与一般人的疏离无疑是存在的。吴、蔡在“清党”中的表现加剧了知识精英退出社会领导位置的过程;边缘知识青年能逐步走上政治运动的领导地位,与知识精英某些自损形象的行为不无关联。
周作人就说,杀人固然是中国的遗传病,但他“最奇怪的是智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智识阶级的蔡、胡诸君身在上海,却又视若无睹”。他同时指责胡适以“当世明哲”的身份,却没有起到知识人应起的“社会的良心”的作用。当胡适在上海演说讲到中国还在容忍人力车,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国时,周作人立即指出:江浙党狱,“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氏委婉而明确地谴责说,胡适“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此吾辈不能不甚以为遗恨者也”。
麦兜史努比 //周作人相当激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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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极为珍重中国来之不易的四大国成员这一地位,过去批判国民党的胡适就正式认同于国民党政府,在国共之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后来更追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从他不久就支持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看,胡适又何尝不知道国民政府仍是一党专政的政府。但为了中国来之不易的“国际威望”,胡适不得不取一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态度,终其生维持他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然而,胡适晚年最具诡论意义的现象,就是他为反共而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不为同样反共的国民党所接受。这样,《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也就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本身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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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只见他常说中国处处不如人,不知这正是处处在与人比,处处不欲落人后,其实也是一句“反话”!言下深藏的,恐怕是处处都要在人之上的长远抱负;与孙中山想要凌驾于欧美之上,可谓两心相通。这是他毕生的梦想、终极的追求。
麦兜史努比 //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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