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文献中的母亲们也曾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过相同的幻想，例如可以在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卡茨·罗斯曼（Barbara Katz Rothman）所写的段落中看到这样的记述，她幻想自己的孩子被带走时，也持续强调她喜爱母亲身份：“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喜欢当妈妈，我正满是激情地为母亲身份辩护。我对我的孩子大叫，希望自己能够离他们很远很远，我感到愤怒、沮丧，有着纯然憎恨的时刻——所有够诚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那些都是母亲的一部分。但我喜欢当妈妈。”
这些母亲们所共有的幻想，其区别在于叙述后的“但”。对一些母亲来说，幻想孩子们消失或从她们生活中移除，也可能是她们所爱的母亲经历的一部分。而对另一些母亲来说，那些幻想是后悔的一部分，她们希望完全移除自己的母亲身份，并让自己恢复到从前那个没有生下子女的女人的身份。
但因为“孩子们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及她们自觉自己是母亲，因此她们的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的幻想会像一阵吹在脖子上的冷风，提醒她们，有时是每一分、每一秒，让她们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孩子的妈妈。因此就像多琳所说的，在这个“人生的数学运算”中，她们选择维持现状，那些将自己从家庭数学式中删除的选项被往后推了。
母亲们对于母亲身份“看不到出口”及“缺乏中场休息”深有同感，她们觉得必须将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她们有义务留下。尽管有着那些自行消失的幻想，但母亲们还是说自己别无选择，而将自己定位在家庭与母亲身份之中，因为她们将孩子的福祉视为第一优先顺序，她们需要让自己的幻想消失。在这样的脉络下，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认为，母亲们内心显然可能会从强烈的爱转变为渴望摆脱孩子们，但她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基于她们和子女间的承诺——永不过期的爱。
然而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这样的爱可以维持什么呢？就像鲁迪克所提到的，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孩子们目前及未来的福祉，同时，对那些害怕社会崩溃的人来说，这样的爱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决定和孩子们分开的母亲会改变世界秩序，她偏离社会所接受的行动准则，而这个准则是基于要求苛刻的母亲模范所制定的，故而她们会因为社会注视的目光而在现实中维持现状，只在脑海中用想象力违规，这些准则已经内化在她们心中，以确保社会秩序仍然不变。由于内疚，以及恐惧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愤怒将使她们变得孤独，所以保证不离开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因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社会的指责。
不过，父亲是被差别对待的：社会可能也会鄙视离开孩子的父亲，但他们不至于遭受女性要面对的强烈谴责。公众对于离开孩子的父亲关注较少，实际上，分手或离婚后，放下伴侣及孩子离家而去的父亲比母亲要来得多。当女性离家时，她们会被贴标签并受到谴责，而且被迫放弃她们被孩子称为妈妈的权利。
社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性（而男人没有这个天性），因为这个一致的、神话般的、超乎历史的看法而谴责女性。
因此，男人、女人、心理健康专家及法律代理人经常以此为理由免除父亲的责任，对他们的离家抱持相对沉默的态度。但母亲们往往为相同的事受到强烈的谴责。有时候她们还是离开了，女人可能会想要、同意或建立协议，让自己和孩子分开住，但不后悔孩子的出生。分开居住可能是一种后悔的实践行为，或是为了应付后悔而做出的选择。

“这真是太气人了，我发现每个人都假设，不想为人父母的人，生活的重心要么就是寻求更高的职场发展，要么就是不受约束的享乐主义。但只要看看这个论坛就知道那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占多数的主题可是音乐、哲学和志愿服务啊！”
“人们总是谈论职场和孩子间的两难选择，但也许有些人是两者都不要的。（中略）也许有些人工作谋生是为了让自己继续做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想发展职业生涯，至少我个人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份关于加拿大男女的研究中也提到类似的观察结果，研究者探究那些不想为人父母的男女：“和那些认为没有孩子的双薪家庭对职场有着热情和敬业精神的假设相反，有些受访者认为他们安于没有孩子的现况，而这不是因为没有子女使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地追求职涯发展，而是因为这使他们不必在职场求升迁。”
社会认为“为人母”和“职业女性”是女性仅有的两个选项，并同时假设没有其他原因会让女性不想当母亲。这样的假设抹杀了女性特质的多样性：女性可远远不止是“当个完美女人”或是“想要跟男人一样”。这个关于“女人要不是想生养小孩，就是想在公共领域发展”的假设，扼制了许多两者都不想要的女性；而且不只是压迫到这样的女性，也压迫到那些想要留在家中好好抚育孩子的女性。她们可能会被视为“自我放弃的女人”，仿佛只有当她们展现“真正的成就”时，公众才会认为她们有个有意义的人生。
父权制（将女性推向为人母之路）和资本主义（也就是“自由市场”的精神，要求不断进步）的交错，再次创造了一个二元选项的情况：既不给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去考虑自己的出路，也不让其他人有任何空间去考虑女性的处境。人们应该去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非关母亲身份或职场生涯，也不用判断社会所说的意义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