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9-20
君臣
- 作者：王瑞来
- 出版社：
- 定价：59.00元
- ISBN：9787550253087
-
正如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而盛于宋一样,翰林学士也是滥觞于唐而盛于宋。翰林学士在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权力高涨的宋代,成为介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另一极。他们的活动既服从于皇权,又制约着皇权,既依托于相权,又抵抗相权,最终以翰林学士进入执政集团为某阶段的标志,合流于相权。两宋的读书人，都明白在进入执政集团之前，成为翰林学士是最好的晋身之阶。而在这一阶段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既可以站在士大夫一边规范皇权，又可以站在皇帝一边震慑相权，获得足够的人望之后，最终进入宰相班子，去掉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中间角色
-
在维护儒学道统这一原则问题上,连皇帝身边的侍从也敢于与皇权抗争。这种抗争,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同皇权的抗争、普通官僚士大夫同皇权的抗争,乃至未入官的太学生同皇权的抗争都是同一性质的。而当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假皇权以行其私时,翰林学士等词臣抵制皇权,就明显地带有对抗相权的政治斗争色彩了。自科举制肇启于隋唐，士大夫阶层就在不断的形成凝聚他自身的力量，宋朝士大夫阶层臻于极盛能与皇权争高下。虽然翰林学士代掌王言，但他依然是属于士大夫群体的，故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会和宰执一道抵制皇权
-
深居九重宫禁的皇帝,从表面看去,位崇权重,至高无上,实际上相当孤独,没有温馨真切的亲情,没有推心置腹的友谊。作为一个常人,他渴望这些。历史上反反复复出现的宦官或外戚专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皇帝那除不去的孤独感所致。他需要有可以依赖的亲信,甚至需要在寂寞时有人陪他说说话,聊聊天。这些,往往并不是后宫嫔妃与已非常人的宦官所能替代的。而对骨肉兄弟有着本能的戒备,任用外戚又有干政之患,所以,皇帝渴望的是,能在士大夫中找到自己的亲信挚友,既有知识层次,又可问政决策。《玉壶清话》卷2记载真宗在侍井侍读之外,又找到查到、李虚己、李行简三人为他讲读经书,“日俾陪读,喜曰:‘朕得朋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所谓尊贵莫若皇帝，享尽人世富贵，却也要品尝人间至高之冷，若不是对这份孤独有准备，怕是也要惹出不少的祸来
-
《宋史·职官志》接着记载:“资政殿置大学士,自钦若始。自钦若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真宗对王钦若的确是宠幸有加。这不仅因为王钦若有才干,还由于他极善于逢迎真宗。前引《长编》载:“钦若善迎人主意,上望见辄喜。每拜一官,中谢日辄问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宠遇如此。”在皇帝的权威逐渐走向象征化的背景下皇帝的利用价值也逐渐加大。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个人升迁,靠上了皇帝这棵大树,一般说来就等于抓到了一个重量级的砝码。当然,这个砝码也有失重无效的时候。皇权逐渐演变为象征，应该是皇权的架空与衰落，为何又说皇帝的利用价值变大呢？在皇权强势的时期，迎逢主上可以平步青云，而在真宗时代，皇权必须与执政的士大夫集团合作，才能有所作为，这时期结于皇帝应该不如结于宰相来的实在。可实际上，王钦若的确是凭着皇帝的荣宠一路排斥异己两度为相，这期间又是怎么道理？
-
然而,抛开寇准个人的遭遇,从客观上说,在真宗作为第一代正常继统的皇帝君临天下的时代,寇准以其强烈的个性、我行我素的作风,有力地左右了君主的行为,为后世的君臣关系做了规范,使得后来
的宰相大臣,温文尔雅也罢,专横强权也罢,都有成规可循,不必从头做起。这似乎也可以说是寇准的个性所带来的客观意义吧。而寇准之所以能以正面形象厕身于宋代士大夫之列,厕身于当世与后世的史册中,也正是由其性格所致。前面提到的张咏,与寇准是同一年的进士,他在比较了他的各位同年的作为之后,说“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这当是足以令因个性而在政界吃尽苦头的寇准感到宽慰的评价吧。寇准作为一名政治家，显然不太合适，政治斗争智商太低，在真宗晚年朝政漩涡里更是难以应付，再加上个人性格缺憾，最终导致他远死贬绌之地。 而在这一系列人员变动里，皇权显得无奈，很多结果并不是皇帝说了算的，故而皇权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睥睨众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