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因为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市场竞争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垄断,但马克思绝不是斯密,因为他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生产者之间所谓的市场竞争无非是虾米之间的自相残杀,为的就是大鱼们]吃它们更容易。而分散的、彼此竞争的劳动者只有通过信用联合起来才能破除资本家对于信用的垄断,只有当金融是把分散的生产资料组织起来的手段,当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为高利贷所取代,每个人才能都可以利用公共性的信用机制谋得自己的发展。“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而这就是马
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
债务使骨肉成末路,而信用使兄弟们联合起来。马克思辩证地否定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和康德一样相信:人类历史最终要受到“道德法则”的支配,虽然人们总是像黑格尔的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通过学习对方的长处而攻击对方的弱点。
马克思坚决反对债务型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密和哈耶克没有区别，只是他们的结论却又完全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普鲁士的“官僚国家”不是代替“资本家支配的国家”的出路的话，那种鼓励小生产者、“虾米”们自相残杀的“市场”就更不是出路,因为如果是那样,被斯密奉为“市场经济典范”的中
国就不会被英国打得落花流水了。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就在于生活资料的有组织和劳动者的无组织,就在于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垄断和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而克服“生产资料的有组织”和“劳动者的一盘散沙”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怎样使资本(被金融手段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为生产劳动和贸易服务,而要实现这种对于资
本的合理利用,第一步就需要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前,华北地区、山西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一书中也有很真切的描写。1947年,戴维·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后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名著《十里店一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和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还款期限为20天的100%到还款期限为1年的1825%,而这在华北农村地区是很普通的现象。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他们宁肯将现金窖藏起来,也不肯借贷给农民,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银行券)的价值相对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
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全面变革同时进行,而首要任务就是打倒买办金融资本和乡村日益资本化的地主,建立扶助农工商的独立国家信用投资制度。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篇文献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的自强运动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同时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高歌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渴求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农民现金,于是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买办专权的性质。
文章指出:山东地区生产每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粱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农民对现金的渴求竟然造成了中国农村一种“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即越穷就越不得不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借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不得不借贷。
在20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献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才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这个马克思主义结论对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论”的学说产生了重大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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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1为什么说马克思这个普鲁士人发明的学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真理呢?我们只要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
在漫长的历史上,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税收入的主要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时,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所以,历代王朝就不得不以均田的方式制止兼并,以维护小生产的方式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中庸”,以消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政权的稳定。一般而言,传统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其说是谨慎的,不如说是保守的,而这恰恰正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但是,近代中国,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而两者都需要白花花的现银,近代中国已经完全被动地变成了一个“债务型国家”,故国家于货币税收方面便不得不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放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近代中国,地主就逐渐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灭力量,即变成了“资本化的地主”并日益“买办化”。关于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也早有清晰的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有志青年形成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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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