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盛唐直到中唐前期,海棠还没有成为诗人的意象。盛唐诗人更重视的可能是马、牡丹、苍鹰这些刚健华丽、魄力宏大的意象。海棠成为审美意象,是在中晚唐之后。我要举的例子很多。宋人更是
把海棠写大了,比如苏东坡。在《千家诗》里就可读到他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他把海棠当成美人,怕她夜里睡着了,燃起蜡烛来看她,这里面蕴涵着多少缘分和情趣。宋人爱海棠,又以自己之心去度盛唐人之腹，全然不顾盛唐人更重视的是马、鹰、牡丹那类意象的盛世情怀。海棠是另一种美,是一种娇美的意象,是晚唐、五代、宋时期诗人的感觉
宏大转向细腻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意象。词,这么一种柔媚的文体,是在晚唐、五代、宋发展起来的。词就是我们诗歌文体中的海棠。世上的美是多姿多彩的,哪一种美在什么时候进入诗人的视野,刺激诗人的感觉,并在感觉普遍化中形成意象,这需有特定的历史机缘。捕捉住意象进入诗歌的历史机缘,就使一部诗歌意象史,折射着一部诗人精神史。杜甫的母亲,一个北方老太太,没有听说她的故乡河南巩县能够生长多么繁茂的海棠。在杜甫的母亲起小名的时候,海棠不是
诗的意象,因此她根本不可能用海棠当乳名。通过意象史透视精神史,就深入到文化潜流里面,发现这个时代的人对过去时代的书误读的原因,就能够在不疑处生疑。这就从书里读到书外,在书里生长出问题意识,在书外展开创造性思考。进而言之,读到书外,还有一个学以致用的问题。把经典的大书和社会人生的大书对读,这更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所在,是读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我申请到牛津做了半年叙事学研究,读了一批西方著作,法国的罗兰·巴特、托多罗夫,美国的韦恩·布斯,还有英国人写的关于莎士比亚、关于乔伊斯、关于中国的《易经》的书,我在那里都读过一些,同时也读了一些中国的文史著作。我那一次到英国去,带的唯一一本书是《庄子》。最近这一次到欧洲的瑞典、意大利这些地方,一个多月,我带了《左传》。这些书耐读,有时间就读它一段,常读常新。我在牛津,有时间就读一段《庄子》,另外还读了东方研究所藏
的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的著作,看他们面对中国传统知识和西方现代学术时,以什么样的态度、方式来做学问,然后把西方叙事学和我读过的数以千计的中国叙事著作进行对话。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
之源,如果我完全用西方的观点、概念来套中国,可能把中国最精彩的东西套掉了。所以我当时提出关于学术方法的四句话:回到中国的文化原点,参照西方的现代理论,贯通古今文史,融合创造新体系。回到中国的原点后,和西方理论存在很大距离,这距离正是我的创造空间,我有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你没有涵盖或不能完全涵盖,我就可以在这空间中发出一种和你不同的声音。我的叙事学在牛津、剑桥讲过,在美国哈佛、耶鲁也讲过。他们听了我的叙事学都很激动,溢美之词不好在这里重复,总之他们感到存在着一个中国的可以和现代西方相对话的叙事体系。对话要怎样才能成立?要有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首先,话题不共同就对不起来,各说各的,比如叙事学要讲时间、空间、结构、视角,就要抓住这些跟人家对话。第二,如果声音一样那是鹦鹉学舌,不用对话了。要有共同的话题、不同的声音,才能对得起来，对得深入。对读书的设计要涉及中外古今,这是现代社会进行全球性、开放性对话的需要。

读书的设计是一个立体性、动态性的设计。围绕着某个问题、某种原有优势的拓展,既可以在纵向上涉及古今,又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涉及中外以及诸种学科。知今不知古,就罕能清理出事物的原理；知古不知今,就罕能悟透事物的意义和它运行的曲线;知中不知外,就容易使自已的知识封闭起来;知外不知中,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失去根,变得虚浮空泛。古今中外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互参,是读书深入以后应该追求的通则。我在1992年为什么要到牛津做半年客座研究员,就是要读西方叙事学著作。当时我已读过中国叙事作品,包括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历史书、戏剧书,也可能有三千种了。但是对它们内含着什么叙事原则,存在许多困惑。这就有必要看一看西方人是怎么思考和建构叙事学的。开始我申请的课题是中国小说学,后来看到西方已有叙事学理论,这种理论沟通了小说、戏剧、叙事诗、史诗、神话甚至电影、报刊文字,沟通它们的文体界限,把叙事作为人类的一种智慧方式进行研究。要在世界上进行知识对话,就必须进行叙事学研究而不是回到小说学。
来

作为专业化读书方式的竭泽而渔,是耐人寻味的。泽中有水，甚至混有泥泞，不易看清鱼真面目。要把这水呀、泥呀排尽,以便把鱼通通捉到，就要寻找到排水的有效方法和渠道。比如籍贯在我们广东省番禺县的现代女作家凌叔华,一些作家词典和文学史说,她父亲凌福彭出身翰苑，当过保定知府,这就泥水浑浊,难辨真假。怎样排除浊水,去伪存真?就需要找出有效的渠道。渠道之一,凌福彭既然出身翰苑,就应该查一下清朝后期历科进士的名录。一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鱼”就浮出水面了:他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进士。渠道之二,他既然当过知府以上的官员,《清代职官年表》应该有他的记载,一查就明白,他当的不是保定知府,而是顺天府尹,即北京市长。宣统元年(1909年)晋升为直隶布政使司,直隶省的行政财务省长,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地位比从四品的知府显要得多了。渠道之三,既然他的籍贯是番禺,就有必要查一查,清光绪年间编撰的
《番禺县续志》,连她的祖父、曾祖父作为知名乡绅行善积福、创制器具的材料都找出不少。我和客居英国伦敦的凌叔华通过信,她并不知道这些县志材料。如果我们还能找到凌叔华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1),然后再去阅读她早期的小说,对于鲁迅评价她“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展示了“世态的一角,高门世族的精魂”(2]—就可以获得更深刻的领会了。

“竭泽而渔”,是陈垣先生倡导的治学方法,他当过北师大的校长,是与陈寅恪齐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元也里可温教考》等文章,堪称竭泽而渔治学方法的典范。他为了搞清《元史》中不时出现的“也里可温”这个词的含义,就把二百一十卷的《元史》全部读了一遍,把所有“也里可温”的条目全都抄录下来,然后把蒙古白话写成的《圣旨碑》和其他元
代书籍里有关“也里可温”的材料进行参证,终于发现“也里可温”就是元朝基督教各种派别的总称。前辈学者这种见疑不放,对于有价值的但别人不甚经意的疑难问题穷追不舍,从不一知半解,舍得竭泽而渔的治学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