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舞时,特蕾莎对托马斯说:“托马斯,我是造成你一生不幸的人。你是因为我才来这儿的。是我让你到了这么低的地步。
”瞎说,”托马斯反驳道,“首先,这么低,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在苏黎世,你可以为病人做手术。”
“你可以摄影。”
“我们俩不能比,”特蕾莎说,“对你来说,你的工作比世界上的一切都重要,而我呢,随便干什么都可以,我不太在乎。所以我什么也没有失去,而你却失去了一切。”
“特蕾莎,”托马斯说,“你难道没发现我在这里很幸福?
“可你的使命是做手术呀!”
“使命?特蕾莎,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使命。任何人都没有使命。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
听他说话的语气,无法怀疑他的真诚。特蕾莎又看到了下午的那一幕:托马斯在修卡车,她发现他老了。她如愿以偿了,因为她一直希望托马斯变老。她又想到了童年的小屋里那只被她紧贴在脸上的野兔。
变成一只野兔,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忘记他是强者,这意味着从此谁都不比谁强。
他们来来回回,合着钢琴声和小提琴声迈着舞步,特蕾莎的头靠在托马斯的肩上,两人就像坐着飞机在云雾里穿行。此刻她又感受到了坐在飞机上的那种奇特的幸福,那种奇特的忧虑。这忧虑意味着:我们已在最后的一站。这幸福意味着:我们在一起。忧虑是形式,幸福是内容。幸福充盈着忧虑的空间。

我们全都需要有人注视我们。根据我们生活所追求的不同的目光类型,可以将我们分成四类。
第一类追求那种被无数不知名的人注视的目光,换句话说,就是公众的目光。德国歌手和美国女明星属此列,那位下巴又长又尖的记者亦如此。他已习惯了自己的读者,在俄国人查禁了他那家周刊之时,他有一种置身于稀薄了一百倍的空气中的感觉。对他而言,谁也替代不了那种不知名的目光,他感觉要窒息了。而后的某一天,他终于明白,有人寸步不离地在跟踪他,窃听他的电话,甚至在街上偷拍他的照片。蓦然间,不知名的目光无处不在地伴随着他,他重又可以呼吸了!他是幸福的!他用戏剧化的口吻质问藏在墙中的窃听器。他从警察中重新找回了失去的公众。
第二类是那种离开了众多双熟悉的眼睛注视的目光就活不下去的人。那些不知疲倦地在组织鸡尾酒会和宴会的,就属此类。他们比第一类人更快活,因为第一类人若失去了公众,就会想象着自己生命殿堂的灯火全都熄灭了,而这种事在每个人身上迟早都会发生的。而第二类人却相反,他们最终总是能得到某种目光。玛丽一克洛德和她女儿就是这种人。
接下来是第三类,这类人必须活在所爱之人的目光下,他们的境况与第一类人同样危险。一旦所爱的人闭上眼睛,其生命殿堂也将陷入黑暗之中。特蕾莎和托马斯应归于此类。
最后是第四类,也是最少见的一类,他们生活在纯属想像、不在身边的人的目光下。这类人是梦想家。比如,弗兰茨就是。他来到柬埔寨边境,仅仅是因为萨比娜。汽车在泰国公路上颠簸,可他感到萨比娜久久地凝望着他。
托马斯的儿子也属于同一类。我就叫他西蒙吧。(能像他父亲一样,得到一个圣经中的名字,他准会高兴。)他所期望的是父亲托马斯的目光。因为卷入了签名请愿运动,他被大学开除了。经常与他来往的那个年轻女子,是一名乡村神甫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农业合作社的一名拖拉机手、一名天主教徒和一名父亲。他后来得知托马斯也住在乡下,这很让他高兴。命运使他们父子的生命变得相互对称!因此,他鼓起勇气给托马斯写了封信。他并不要求有回音。他只想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托马斯将目光投向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