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靓”字而出现。且以毕加索创作于1932年的《镜前少女》为例。画中女子(据说是毕加索当时的情人)侧对观众,她原本的侧脸与她镜中的侧脸得以同时出现在观者眼前。有趣的是,两张面孔的样态及神情相差甚远:左边的以红、黄暖色调为主,看上去饱满且生动;右边镜中的面孔上多了大色块的绿,鼻变尖了,面部的轮廓也相对生硬了些。如果画幅左侧的面孔反映出画中女子实际的样貌,那么镜中的面孔则可能暗示出女子平日里少为人见的一面,又或是透露出女子隐藏至深的心事。在毕加索笔下,镜子不再只是照出样貌的物件,似乎也能帮助观者窥得画中人乃至画家本人的心事。镜子因之成为画中人乃至观画人用来自我审视与自省自悟的物件。
其实,镜子不单可帮助你我自赏或自省,亦有观察与监视的功用。我们时常在文具店或饰品店的高处墙角,见到一个凸面镜。这种镜子的反射光向外散开,人哪怕站在角落,也能借由镜子遍观店铺各处动静,任何人想在店里耍耍诡计或小聪明,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巧的是,我们在凡·艾克同乡、另一位弗兰德斯画家克里斯塔斯( Petrus Christus,1410-1475)的画作《金匠在店中》( 1 Goldsmith In Hir .bop)里,也见到一个凸面镜。
凸面镜位于画幅右侧,被画中金铺主人摆放在工作台上。他正坐在工作台后,帮助身旁一又对新婚夫妇挑选锻造饰品的黄金这幅创作于1449年的风俗画作品,很能体现北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风格,笔法冷静,拒绝浮夸及煽情,且多关注画中人与物件的细部等。画家采用写实手法,将当时街边一间普通金铺,依原样搬入画面中。在今天的观者看来,六百年前欧洲的金铺与我们如今常见的饰品店,在陈设及格调上竟很有些相似呢。而那角落里的凸面镜,不动声色地将店铺外街道上的情景置于观者眼前。对于当事的店铺主人而言,这种镜子是监视店内与店外动静的绝佳工具,而对于后世的学者和爱好者而言,镜中的风景对于

于是,我们在修拉的这幅画中,见到并肩的恋人、拉小提琴的男人以及岸边独钓的女子。你或许会觉得钓鱼女子的姿势有些怪:她站着,帽檐压低,目光垂落而不是望向浮标,看上去一副心猿意马的样子。其实,这女子并非为水中的鱼,而是为岸上的男人而来。妓女扮成钓客,一来可以成功避开警察,二来也向那些有意上钩的人提供了充足的暗示。更有趣的是,“钓鱼”与“犯罪”在法语中发音相近,用钓鱼隐喻非法拉客行为,或许是画家
开了一个“一语双关”的小玩笑。
再说画幅前景处那位臀部高高翘起的女人。她打扮入时,站在同样衣冠楚楚的男人身旁,看上去像一位频繁出入酒会和舞会的交际花。我们如何判断她的身份呢?或许可以从她手上牵着的那只猴子看出一些端倪。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动辄以“灵气”或“福瑞”等褒义词来形容猴子不同,在欧洲,猴子这种动物由于喜欢模仿人的举止行为,常常被视作调侃与嘲笑的对象。显然画家对于迷恋浮华及奢靡生活的交际花并没有什么好感,让她牵
只猴子,并非意在显示她的宠物怎样与众不同,而是以物比你看,《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看似描画了一幅明媚愉悦的周末郊游场面,背后其实藏了不少可意会难言传的小秘密。岸上看似旁若无事晒太阳的游客,其实各自怀揣了难以言说的、尴尬甚至是龌龊的心事;那一池水以及水中的鱼,本与这俗世中的纠结与曲折两不相扰,却也在不经意间,成为画家建构隐
喻的对象。

与董源画中的氤氲与虚渺不同,法国画家修拉( Georges
Pierre seurat,1859-1891)的《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ASmdn La grande atte)中,虽说同样有水有人,有岸有树,却是一重迥然不同的景象。这位十九世纪法国知名画家的作品,看上去方正、克制,人与人之间找不到言语甚至眼神的交流,实际上暗流
涌动,充满神秘甚至诡谲的意味。
当我们谈论修拉的作品,我们总会提到他的点彩技法,提到他怎样不厌其烦地用笔尖画点。近看,那些密密麻麻的圆点无甚美感;远看,这一个个小点串成线再铺开成面,画中景与人竟逐渐明朗生动起来。不过,如果我们谈论《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这幅画的时候,只关心画家怎样用了两年时间将一块七平方米的画布上涂满圆点,就太不了解修拉的良苦用心了。河岸与水面上的人与物,从女人手里牵的猴子,到岸边钓鱼的女子,再到画面正中的白衣小女孩,背后总有些故事,要放回到当时当地的情境
中看,才能咂摸出滋味。
不如从大碗岛这地方讲起。如今的大碗岛( Island of la
Grande Jatte)是巴黎富人居住休闲的地方,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岛的名声远没有如今这样好。法国作家莫泊桑曾在
《周日夜晚》中写道:“大碗岛上与塞纳河畔挤满了做爱的男女。”如果你碰巧住在当时的巴黎,不想费时费力又费钱地去法国南部度假,这个距离市中心并不算远的小岛,或许是你谈恋爱、写生
或晒太阳的好地方。

虽然不到二十岁便开始创作,但菲斯利直到1781年才终于在画坛崭露头角。帮助他成名的,是一幅名为《噩梦》(TbeNightmare)的作品。画中女子正熟睡,平躺在床上,头和两只胳膊自床沿垂落,给人一种不稳定的观感。女子身上蹲着一只怪兽,表情狰狞;怪兽身后有一匹白马,半张开嘴,目光贪婪。怪兽名为“梦魇”( incubus),传说是专趁女子熟睡时吸其精气的男妖,而出现在夜里的母马,也与梦魇怪有相似的暗示意味。在英文中,“噩梦”( nightmare)一词,正是由“夜”( night)以及“母马(mare)这两个单词拼合而成。
十八世纪正逢哥特风格复兴,作家和画家纷纷以鬼魅的、离奇夸张的笔法,试图惊吓观者,引其关注。我们几乎可以想见,当这幅画在1782年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中出现的时候,观众见到这样充满暴力及性暗示的作品,该是怎样的惊慌失措。正如鬼故事越怕越爱听一样,人们对自己经验之外的鬼魅神怪场景,每每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噩梦》之后,菲斯利又创作出众多暗黑系画作,大多取材自神话或《圣经》故事,均受到追捧。他对于哥特风格的热衷,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威廉·布莱克等英国画家;他对于肉体直白而赤裸的描摹,更让人想到活跃在十七世
纪的、叛逆的荷兰画家鲁本斯( 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
画美梦的卢梭生前困窘潦倒,菲斯利却凭借对于噩梦的呈现,收获众多金钱及名气。有时候,世事真是引人唏嘘。

当我读过一些发生在弗里达身上的逸事或传闻后,我渐渐明白,为何这位墨西哥女画家在自画像中,永远是一副冷冰冰的、横眉冷对的模样。她的性格极端古怪,时而炽烈,时而冷漠,时而做出一些挑逗式的举动,生怕被身边人冷落或忽视正如她在自画像中呈现出的样貌张严肃的扑克脸,两道厚重如铁线的眉毛,眉眼嘴角间,透出冷眼旁观式的嘲弄以及事不关己的冷漠。
弗里达酗酒,爱讲黄段子,私生活极度混乱。童年生活的阴影以及车祸留下的后遗症,使得这位女画家注定会以极度悲观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用纵欲和狂欢等纾解压抑与愤懑。不论对于自己抑或对于生活,她总是一副嘲弄的态度。你可以说她像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也可以说她是参透纷纭的智者,不管怎样,你会爱上她,因为她睥睨不拘的神情举止,是很多人藏在心里的秘密,从不敢轻易示人。没有人公然站出来与优雅、与规矩为敌，除了弗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