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美国一个普通人每月消费在摇滚乐上的钱,包括去酒吧听音乐、买唱盘、去音乐会,可能是八十元,可能更多。我们呢,也许是一块钱。有钱人都去泡卡拉OK了。你怎么比?我们这里一个摇滚乐队,每周排练好几次,非常辛苦,演出一场,能挣杯啤酒钱就不错了,连回家打车的钱都挣不到!我们有摇滚乐评,因为中国人看杂志上的乐评但不看演出!可是乐评人又为音乐家做了什么?真正的问题,文化政策的问题,他们全都回避掉了!记者们都在拿红包,你不塞钱他就不说你好话。所有的主编都知道有偿新闻的现象,但完全熟视无睹。现在的新人类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自我、很有个性吗?但他们敢碰真正的问题吗?整个媒体根本不敢触及体制的问题、文化政策的问题,不敢撞这个南墙!其实南墙后面是一片光明。我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年轻的摇滚音乐人,可是他们不仅一直遭受封杀,而且流行音乐界太腐败了,从媒体、唱片公司、代理人到乐评人,往往是羊毛出在牛身上。

位置。现在不同了,可二十年前我很自然会惊讶: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事倒好像暴动成功,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成了。
查建英:是啊,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纽约上学,遇到过国内作家代表团的人,的确气派非凡,进出都有翻译、向导,被华人文艺爱好者们簇拥着,好不威风,其实有点像生活在暖水瓶里,走到哪里都是恒温,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天气如何。你出来早,又是个人身份,心态不一样。后来出国的,特别有些在中国已经干了一番事业
成了人物的,他会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觉,容易自我膨胀,这个索拉谈了不少,她对这些有很深的反省,现在回头来看那种心态特别滑稽。
陈丹青: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你相信吗?我那时就讨厌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讨厌这类思路。我们有奖主,我们有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意识到了爱国主义,到了“国际承认”,就到了顶了—赤裸裸的事功主义,抱大腿,找虎皮,认同权力我们有萨哈罗夫那样的人物吗?
我想阿城跟我近似。我俩出来前,他写了《棋王》,我画了《西藏组画》,没觉得多了不起,彼此不谈这些。在中国我被告知:操,你牛逼。可我没觉得牛逼,在我记忆中我一直是个愤青,毫无必要地留着长头发……阿城一直很冷静。王安忆也还真实,那回来美国显然对她冲击很大,回去后发表了很长的《旅美日记》,好像在《钟山》杂志连载。
查建英:你是说她一九八三年那次回去?
陈丹青:对。据说访美对她影响非常大,就是completely lost
查建英:说明她非常敏感。
陈丹青:然后很久才缓过来。大约过了一年吧,重新写作,写安徽发大水,《小鲍庄》,她认为又找到一出发点。在我看来,不少敏感的艺术家出国后似乎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