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较早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的职业,我同时成为了数理专家和交易员。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或者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我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我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寻找使它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我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我确信,我完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把自己暴露在极少发生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不知。假如你认为自己厌恶风险、了解风险并且高度无知的话,我的工作将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黎巴嫩战争开始几年之后,22岁的我正在沃顿商学院念书,当时我接触到了有效市场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从证券交易中是无法获取利润的,因为这些金融工具自动地包含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公共信息是无用的,尤其对商人而言因为价格已经“包含”了全部这类信息,数百万人都知道的信息不会给你任何伪势。于是我完全放弃了阅读报纸和看电视,这为我省出了大量的时十间(比如每天一个小时或更多,这样每年积累的时间足够用来读一百多本书了,十年后作用就会开始显现了)。但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提出不看报纸的所有原因,后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避免信息毒害的好处。这一论点对于不必了解商业世界的细枝未节是最好的借口,它最初只是我的托词,因为我发现商业世界的细节中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它华而不实、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无聊。

分类总会造成复杂性的降低,这是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义的柏拉图化的表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简化都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因为它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来源,它使我们错误地理解世界的构成。

1、假想的理解,也就是在一个超出人们想象之外的复杂(或随机)的世界,人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其中正在发生着什么。
2、反省的偏差,也就是我们只能在事后评价事物,就像只能从后视镜里看东西(历史在历史书中比在经验现实中显得更加清晰和有条理)。
3、对事实性信息价值的高估以及权威和饱学之士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他们进行分门别类的时候,也就是进行“柏拉图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