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说看某作家的作品,是为了认同他们言论的观点,但实际上,我们是为了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字风格才去读他们作品的”。
Oates说得有理,上一个世纪,多少才智之士曾就美国的种族问题、道德问题、贫富悬殊问题、越战、堕胎、青少年吸毒等社会话题发表过不少谠言伟论,但风潮一旦过去,作者说过什么话亦随即遗忘除非这些作者能有一种unique employment of language to which we, as readers, are drawn。
我们认识的董桥,吐属温文,怀抱清辉。他不调皮撒野的时候,濡墨信笔,文字意境都惹古趣,令人销魂《熏香记》和《缪姑太的扇子》二篇,足为典范,既见文字钩沉的深厚功力,亦托出了作者营造柳暗花明的心思。
董桥文字,还有一特色。有时热辣辣的题目经过他的过滤,倾倒出来却有“一泓秋水照人寒”的凄清。

耀基兄说德国社会学家 Max Weber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又说韦伯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我很同意这样的观察。一九七七年年底一连好几个冬夜,我在伦敦寓所炉边静心读了一些韦伯和关于韦伯的书,心中荡起不少涟漪,想到知识分子徘徊在文化良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那份错杂心情,久久不能自释。接编《明报月刊》的这六年里,我看到中国大陆痛定思痛,埋头修补人类尊严的一块块青花碎片;我看到台湾经济拖拉机机件失灵,大家忙着清理大观园内物质文明的污水;我看到香港的维多利亚陈年披巾给拿掉,政治着凉的个喷嚏喷醒了多少高帽燕尾的春梦。就在这个时候,我也看到朝秦暮楚的个人信仰随随便便篡改价值观念;各种政治宣传向商业广告看齐;利用现代传媒科技的视听器和印刷品,日夜不停骚扰中西文化中静观冥想的传统。于是,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都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文化世界;我和我主编的《明月》也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与呼吁。
说“文化”而不说“学术”,那是因为我不希望毫无远见的学术账单垄断整个知识市场。说“关怀”而不说“绝望”,那是因为我对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前途依然抱着不少希望:我的希望与其说是寄托在政治制度之上,毋宁说是摆放在文化理念之上。政治是一种“行动的人生”,文化却是“静观的人生”,在朝的政治行动可以颠倒乾坤,在野的文化静观始终是一股制衡势力,逼人思其所行。我常觉得,人生“行动”的余地和机缘毕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观环境往往只容许人生退而静观其变;而知识的惟一好处,大概就是教人怎么创造转圆的余地,不是教人怎么开拓冲刺的空间。这样说,“静观”似乎更有其真诚的性格和刚毅的精神了?

一日,有客问大陆、台、港三地文风之区别,笑而答曰: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初学者最忌写白话诗,盖自批“诗人执照”后必自信无所不可为,笔下咿咿呀呀梦呓连篇,名词动词乱伦交配,主语宾语私相授受,望之仿佛眼睛生在屁股上之印象派画家,实则诗人连一纸便条都写不通!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晚年病目,脑力亦略见退化,每每神智不清,无法撰写正经著作,医生于是嘱其退而求其次,尝试写诗。大师闻言怏然不悦,曰:“此混蛋庸医束手无策!”意谓庸医岂可命他弃文作诗。此事说明二理:神智不清者适宜写诗,此一也;诗人不可神智不清,此二也。白话诗文确不可无旧学为体;“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不知何世”表示无视代沟;能在斜阳里细诉兴亡,则悟出荒村雨声之禅机矣。

语文可以像水墨那么沉郁。语文可以像金金银银的阳光那么明丽。智慧的民族用智慧的语文,浅薄的民族用浅薄的语文。有人天生只会用戴孝的语文,有人练成一套挂笑的语文。资本主义的语文是自嘲的语文,共产主义的语文是训话的语文。有个加拿大人说,加拿大原本可以享有英国的政府制度,法国的文化传统,美国的科学技术,结果竟落得要忍受英国的科学技术,法国的政府制度,美国的文化传统。一个英国人说大英帝国太阳不落,因为上帝信不过黑暗中的英国人(The sun never sets on the British Empire because God wouldn't trust an Englishman in the dark.)。政治制度的专制与开明,决定语言文字的衰落和生机。 Carlos Fuentes说:在苏联,会挑刺儿的作家都送去精神病院,在美国则请去做清谈节目( In the soviet union a writer who is critical is taken to a lunatic asylum.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taken to a talk show.)。

孙郁说鲁迅撰写书话,“不掉书袋,不迂腐自娱,亦无绅士雅态”,又说他“以白话文而名显天下”。确实如此。可是,孙郁也忘说明“先生之文,上穷远古,旁及异邦,近逮人生,一言一语,苍然深邃,情致极焉”。鲁迅读过古书不少,从而“知旧世之弊”,文章“浑厚冷峭,于书卷气杂以斗士风采”。仔细阅读鲁迅的白话文,不难发现他下笔其实“白”中处处有“文”,可见文言真是白话的基础。鲁迅用文言写中国小说史,通篇精练得不得了,又不失情致,他的语文底子昭然若揭。甚至读《孔乙己》,读《阿Q正传》,读《在酒楼上》,虽是白话,文言的成分还是不少,否则不会“凝”得那么晶莹。文言文是传统的、古典的,像正月半的花灯,纵使只亮三五晚,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