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精神胜利法，堂吉诃德与阿 Q 就是不一样。阿 Q 完全被罩在社会等级人际关系因果网中；堂吉诃德却真有理想和激情，以独立的精神在天人之际到处走动。阿 Q 摸小尼姑的头，偏要找个理由：“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堂吉诃德奔向森林、荒原和古堡去寻找爱情，却并不需要手里攥着一张达辛尼娅的地址条。

至于说到一本国人自己所著的书，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钱穆老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些非常精彩的论述，这种精彩不在历数中国历代政治变迁的过程，而在历数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悲凉与无奈。秦汉以后，奴隶制度早已推翻，至此再无贵族承袭，只有皇室一家世袭，这是一；在古代中国，皇室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但到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倘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只一个皇帝独裁，用来讲明清就可以叫名副其实，这是二；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有制度无宪法，有法制（一个制度有了毛病，就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治它）无法治（法治随多数人意见而决定，是谓民主），有职责（须尽力践行之道义）无主权（自由意志之权利意识），有士人政权与部族政权间的交替（于是很可能事事出于部族、某特定集团之私心），无贵族政权与军人政权间的更迭（二者不易区分，贵族多为军人，军人掌权便为贵族），有造反（每到政治极端腐败，造反的结果就是换一批人，重修制度）无革命（变法派与革命派在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革命之对象上争论不休，反倒使宪法、言论等革命性政制建设无法成型，即摆脱不了“不成文法”的惯常模式），此其三；最后，就是因对清朝政权之不满而扩展为对全部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的不满，进而再表达为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于是，我们也就在钱穆老先生这里隐隐看到了一种与黑格尔和托克维尔相似的东西。

在研究所的岁月有机会阅读、接触很多书籍，我认为值得一谈的，首先是以下两部：麦尼尔的《竞逐富强》，它告诉我们，西方的强大和富庶是如何紧密勾连的，也就是它的军事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它提出：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以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的激烈斗争为开端的。换言之，这两本著作把西方文明中军事、经济、宗教、法律、政治等核心体制的内在关系与建构秘密，都揭露出来了。

白谦慎的书单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述评》，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 1979
《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英］巴克森德尔著，曹意强等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 Michael Baxandall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纳博科夫认为，要做一个优秀读者，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一个读书会，或者与书中主人公认同，或者是自己也写东西，而是： 1. 须有想象力。 2. 须有记性。 3. 手头应有一本字典。 4. 须有一定的艺术感。这最后一点，纳博科夫说他自己也要不断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