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恨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这本《平绥厅志》让我有些遗憾。曾经被新县志列入“农民起义领袖”名单的马三宝，曾经被马桥人传说的真龙天子马三宝，在这本清朝当局编写的志书里，形象十分恶劣。短短三个月的造反，他不思建功立业抗敌救世的大谋大略，倒抢先册封了五个妃子。从史料上看，他既无造反之才，听说官兵到了，只会请巫公设坛祈神，剪纸撒豆，一心化纸为将化豆为兵，抵挡官军的钢枪火炮；亦无造反之德，一朝被擒，毫无慷慨捐躯的义节，光供单就一气写了四十多份，满纸都是乞饶之言和“小的”“小的”之类自我贱称，一心得到胜者的怜悯。他写供单语无伦次，癫态跃然纸上。在整个“莲花国”的兴亡过程中，光是据官方统计，马桥及其周围农民死亡约七百余人，连远嫁在外数十年的很多妇人也毅然从四方归来与同胞亲人生死与共。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是不是供单有假？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供单只是清朝统治者们伪造历史的一部分。我真心地希望，那个最终还是被官军浑身淋上火油绑在大树上点了“天灯”的马三宝，不是《平绥厅志》上描述的那个样子，而曾经追随他的七百多亡灵，不曾被这样一个癫子嘲弄。

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