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
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
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历史博士……我知道,像我这样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能取得如今的成就,应当感激涕零才对。
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




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
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
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我告诉他们,我曾经贫穷而无知。当我告诉他们这些时,我丝毫不感到羞耻。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我为自己创造了一段新历史。我成了晚餐上备受欢迎的客人讲述着各种趣闻轶事:打猎骑马、拆解废料、扑灭山火。我说起自己才华横溢的母亲——助产士和企业家,又谈及性情古怪的父亲—废品商和狂热分子。我想我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过去的生活了。那并不完全是事实,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的确如此:未来真的会更好。现在一切都已变得更好。现在母亲也已找到了她的力量。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敲出下面的文字:你不让我去上学,说我是唯一一个能对付肖恩的人,你还记得这些吗?
是的,我记得。
我停顿了一下,接着出现了更多的文字—我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这些话,但当我看到它们,我才意识到我毕生都在寻找它们。
你是我的孩子,我本该好好保护你。
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我似乎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但那并非我真实的生活。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记忆中有不一样的童年。当时我不明白这些文字的魔力,现在也不明白。我只知道一点:当母亲告诉我,说她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好母亲时,她才第一次。成了我的母亲
我爱你。写下这句话后,我合上了笔记本电脑。

那次谈话我和母亲只提过一次,是在一星期后的电话里。“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她说,“我把你和姐姐的话都转告了你父亲。肖恩会得到帮助。”
我将这个问题抛在脑后。母亲已经着手处理这件事。她很强大。她已建立了那么大的事业,有那么多人为她干活,让父亲的生意和全镇其他人的生意都相形见绌。她,一个看似温顺的女人,有
着一股他人无法想象的力量。还有爸爸。他也变了,变得更平和更爱笑。未来可能会和过去不同。甚至过去也可能与过去不同,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变:当肖恩把我按倒在地板上,掐着我的喉咙时，我不再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听着,也不再记得她移开了目光。
我在剑桥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或者说,我变成了一个相信自己属于剑桥的人。我对家庭长久以来的羞耻感几乎在一夜之间蒸发了。平生第一次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乡。我向朋友们坦承,我从未上过学。我向他们描述巴克峰,描述那里众多的废料场、谷仓和畜栏。我甚至告诉他们,麦田地窖里装满了补给品,旧谷仓附近埋着汽油。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二十分钟后,当埃米莉终于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电话。“过来把你老婆接走!”他冲话筒吼道。母亲搂着埃米莉的头,让它靠在自己的肩上。爸爸回到沙发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