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岸乡稍稍地放缓了脚步,以便多看几眼他。萧条异代不同时,有幸和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同顶过一片蓝天,同呼吸过一片空气,他因此而感到荣幸。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伟大的,他思想的力量和性格的力量驱使千百万人为他们所信仰的真理去牺牲,去前仆后继,他明明白白地指出前面是死亡,但是,千百万人唱着豪迈的进行曲,像宗教徒一样面不改色地向死亡走去。他相信他所信仰的是真理,他用六位亲人的牺牲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不移。他的意志像花岗岩那样坚硬——记得马克思的父亲也曾经惊奇地发现儿子的头脑中有一种花岗岩般坚硬的东西。他的感召力又是那样的强烈,以至不只同时代的人臣服在他的脚下,就是在他之后成长的青年一代,也被他迷住了,被他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以困惑不解的目光看着这一二十世纪现象,他们不明白他作为政治家的同时为什么竟又是天才的诗人和书法家,上帝为什么多给了他那么多。

历史是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连接的,从遥远的年代按部就班地连接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时代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你都无法将毛泽东本人从进程链条上取掉。他在中国的最招人眼目的一块地皮上建起自己的陵墓,而他的卑微的父母的陵墓则是建在中国的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落,他生前是强人,他死后仍是强人,从农民的眼光看来,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们诚惶诚恐顶礼膜拜了,而用新潮艺术家的说法,他实现了人生价值,他在为全体人类利益的奋斗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

这时候他记起了一个叫《米豪生奇遇记》的二三流读物。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说是一个猎人在林中打猎,遇见了一只梅花鹿,这时候猎人的子弹已经没有了,于是他从地上拣起一枚樱桃核,装进枪膛里,射了出去。樱桃核准确无误地打进了梅花鹿双角中间的脑门上。鹿跑了,几年以后,猎人在森林里重新遇见了这只鹿。他发现鹿的双角之间,长了一棵樱桃树。猎人伸出手,去摘那树上的樱桃,他发现这樱桃很好吃,有樱桃的味道,也有鹿肉的味道。

杨岸乡的满身的伤疤和箭镞其实就是他的樱桃树。是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被生活之箭射中的。他拖着它们,在这个世界步履蹒跚地行走,他在体内,成年累月地、有耐心地培养着它们,用自己的血和泪年复一年浇灌着它们,终于使它们成为一棵一棵美丽的樱桃树。

如今,樱桃成熟了,它们有的苦涩,有的甜蜜,有的平凡,有的奇异,它们本身有樱桃的味道,也有杨岸乡的浓烈的个人色彩,这是杨岸乡的身体结出的思想的果实啊!呵,收获时节!他把它们摘下来,献给人类,这个人类包括那些曾经射击过他的猎手们。他在奉献的时候,热泪盈眶地说:感谢了,生活!

这样,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问世了,散文集的名字就叫《樱桃树》。

这是一本深刻而机智的书一一思想的深刻和语言的机智,仿佛是思想家用竖琴弹奏出的袖珍的思考,又仿佛文学之树结出的一枝哲理之花。它表现的无疑是生活,但又不是普通意义的生活,而是变形了的、升华了的、熔炼了的、赋予某种命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今流行的大部分的出版物,充其量不过是一堆生活原材料的堆积,或者仅仅是猴子变成了人,但是尾巴还没有蜕掉的半成品而已。

他有许多话要对人说,他有许多话要对世界说,他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思考慷慨地献给人类。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了人类生存的艰难,他的阅历使他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在人类的庄严的充满悲剧意义的行程中,人们因为痛苦而思想,因为思想而痛苦。越过国度,他将目光投入到世界的领域里,他发现人类尴尬的处境遍布每一个角落,他听见弱者在哭泣,他看见良心在堕落,他感觉到恶行在四处肆无忌惮地行走。

第二天一早,杨岸乡回到了交口河。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一封申诉书,要求有关部门调查和重新审理杨作新一案。从此,他开始了自己马拉松式的告状活动。当第三封申诉书仍然杳无音讯的时候,他开始启程前往肤施城,一次又一次叩击“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大门。第一次叩击大约还有点胆怯、怯生和害羞,第二次则变得踏实和理直气壮,第三次,则带有一种挑战或者挑衅的性质了—我不找你找谁?你不管这些事要你这个机构干什么?
那年月,负责这个办公室的,一定是个面目和善、处世老到的老同志,然后再配上几个年轻人。他们以细致、耐心和深思熟虑,处理着那些仿佛永远也处理不完的积案。他们在处理这些积案时既要做到基本的公允,又要有个限度,既要贯彻上级的政策,又不至于能犯当年造成这些积案的、如今还在台上的当事人。他们懂得掌握火候,哪些事应当到底做出成绩,哪些事应当半推半就,查查停停,哪些事应当装聋卖哑,置之不理。他们一般说来都是些有政策水平的人、作风正派的人和敢于负责的人,起码,在大部分问题的处理中,能做到这一点。

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情爱,是以适度的放纵、适度的谨慎、适度的理智为推进手的,以需要和愉悦为目的的情爱,是以为恶的念头和放纵的欲望为推进手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