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同辈人的标准看,他是位勇于奉献的、严肃的自由主义者;但同时他也渴望社会地位,想在人们眼里成为负责的人。如果他的社论作家走过了头,报纸就会在广告商中失去正统形象,最危险的是会永远失去购买《时代先驱报》的机会。这将他置于与某些社论作家的冲突之中,有时甚至是公开的。他认为这些人是幻想家,太单纯了。他是属于现实社会的人,他称他们为“第五等自由主义者”,这句话既不表示尊敬也不表示亲爱。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是一个现实的人,作出现实的决定和困难的挟择。他相信民众自由,但常常认为社论太单纯了,这份报纸有点超越他的需要,超越他的最后控制线。

如果《华盛顿邮报》每年持续亏损100多万美元也没有人会认为迈耶不会理财。然而菲尔不一样。当他跨进《邮报》时仅是31岁的青年。他抛弃了其它领域的光明前程,所以身在《邮报》有着一种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并非仅仅产生于他在《邮报》成就的可能性,更在于一旦错过这个职业会产生的思恋之情。肯定会建立起名声,但这种名声的建立绝不能来自迈耶女婿的身份和每年损失100多万美元的《邮报》经营。迈耶办报并不看重赚钱,但菲尔却迷恋于财政上
的成功,其原因,一是因为一份实力雄厚的报纸需要以牢固的财政为基础,一是他必须证明他的经营才能。这些终于将他驱于派头,重视他过去看不起的广告商的说话方式。再说,非尔·格雷厄姆真正爱好的是政治而不是新闻,他不想成为行动的观察者,他想作的是一名处于核心之中的策划者。他有判断、有能力而又温和。不过他是一位兜售者。……到40年代末,格雷厄姆可能是华盛顿城内唯一最重要的策划人。他是权力者们的朋友、顾问、实行者和活动家;他给该城记者本·吉尔伯特的指示十分明确,该报是社会进步的工具。严重损害完整和国内制度的新闻报道不能见报。这样一来,菲尔·格雷厄姆为《邮报》开辟了新纪元,他比迈耶更懂得才能,更重视文字。较之迈耶他对报纸经济上的脆弱性更操心。必然地,而且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他为报纸争取到了更多的尊严。他是个典型的内幕人,他讨厌《邮报》和它的记者看上去不象局内人或缺乏关系。久而久之他变得越来越关注政治责任。如果他与有权势的政治家们打交道,他必须持现实主义态度,不能太激进,报纸绝不能显出象是知识分子堡垒的模样。这在格雷厄姆和他的优秀的社论作家们之间造成了日益加深的分裂。

要把《华盛顿邮报》办成一家能够自立的报纸还需要经过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份报纸只是浩若繁星的报纸群中的一家,在晨报市场的竞争中,它要同其它许多大报平分秋色,决一雄雌。尽管迈耶对办报很有兴趣,但有时他仍对买下这份报纸是不是办了一件错事感到疑虑。《华盛顿邮报》可怕地消耗着他的钱财。为了使办报的亏损和他在其它资产和投资里应纳税的进款之间相互制约以减少进一步的亏
损,他迅速地整理了自己的财产。尽管如此,要维持《华盛顿邮报》的局面仍然十分耗费钱财。这种不景气的局面一直拖了长达22年之久。尤金·迈耶垂暮之年,时隔《华盛顿邮报》已开始大量赚钱之后很久,专栏作家马至斯·蔡尔兹和迈耶谈到了这份报纸。蔡尔兹对迈耶说“你一生做了许多于公众有益的事情,相比之下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将《华盛顿邮报》起死回生,并把这份报纸办成了一份举足轻重的大报。”“是的,”迈耶表示赞同,“你说得完全正确。”随即他便开始唠叨在那些日子里,为了使《华盛顿邮报》不至于垮台,他迈耶每年要赔进去多少钱。“唉,每年啊,”他仍然有些激动,“这份报纸每年的开销简直比我的全部进款还要多!”

（1940年代）在晨报市场的竞争上《华盛顿邮报》没有《时代先驱报》那么大的市场,因为华盛顿邮报》所塑造的适合自己订户感情—在新政和全面发展的中央政府执政的华盛顿的那些有教养的年轻入的读者还为数不多。

格雷厄姆娶他女儿时迈耶65岁。他热爱报纸,报纸不只给他带来权力,也给他带来了生活的乐趣,他已习惯于权势和影响,而办报皆优于其它诸多行业。他纯粹以公用事业服役期来看待他的所有权。无需证明他在任何领域都能够成为成功者,他已取得了成功,编辑的观点往往比他的观点更为自由化,在这方面他取支持态度,并且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宽大;确实,为了把报纸办得更加生动活泼少些沉闷和迁腐,他有意收寻一些更为自由的言辞。他已经意识到一条勿容置疑的道路:只有在他手里有了好的编辑和记者时,他才能出版一份优秀的报纸,而只有赋予了他们可观的自由时,他才能得到这些人,这些自由往往是以牺牲他自己的观点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