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ebye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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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摘本创建于:2017-03-24

野火集

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从“1984”开始,龙应台以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点燃“野火”,接着,《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奥威尔的 …… [ 展开全部 ]
  • 作者:龙应台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39.80
  • ISBN:978754955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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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7 摘录
    所以,我必须说,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对中国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于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期望。文明的中国,因为它非常自信,所以它非常开阔;因为它开阔,所以它懂包容;因为它懂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不要说两岸的前途不一样,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更有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Q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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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7 摘录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我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和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只是军事的耀武扬威,只是经济的财大气粗,只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可是,我的希望在哪里?我非
    常希望,而且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用文明来崛起,成为大国。

    另一个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谁在乎“血浓于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会说,我不太在乎“血浓于水”这个东西。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刚才说的对于文明的刻度、那个价值观上有共通的语言,我们都说得通怎么对弱势、怎么对少数、怎么对意见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些价值的刻度上我们说得上话、能够沟通、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那个基座的价值和作用十倍于、百倍
    于、干倍于所谓“血浓于水”这种古老的、落后的、过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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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7 摘录
    中国作家不值钱,猛写十年不富,一日不写便穷。文人提笔不是为财,多半为的只是一点理想,想对社会有功效成绩,但因为文章价值都是由读者或后人所捧出来的,抱着理想、不为名为利的写作者,所以特别需要得到读者的回馈与反应,我隐然感觉,龙应台应该也是这样,并非天性喜欢喧哗。

    我写文章跟猪吃糠一样,是不得已,不写活不下去。天下不简单,“人权”两个字又进不了衙门,作家只能不停地写作,才可能期盼有渺小的机会参与或改变社会现况。我对作家的影响力有自知之明,不像龙应台,还年轻天真,还会抱怨“他们怎么不看看我的书”,对于为文可以经世治国的信心过强了。
    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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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15 摘录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年代那个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真正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有可能执政的在野党了。八○年代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內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
    以合法途径谋求私利”的行径又植因何处?

    于是卡尔波普在一九五四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把制度和个人期许联结起来的,必须是传统文化。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糅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
    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依旧专断,而议会依旧“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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