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八零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邃的黑暗。不眨眼。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道，政令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入性行销”。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
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
缠讼中折断了青舂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入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
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
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
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
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
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
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申的社会。

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美术馆还可能因为害怕被指控为“亲共”而将艺术家的作品径自涂改；绕着弯批评时政的作者随时担心被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人民申请成立社团往往没有法律途径而即使许可也会被百般刁难。表面上也许是食品的造假、环境的污染、个别警察的霸凌，或是一个单纯的司法判决不公，但是往深层挖下去，却都和集权有关。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所以,我必须说,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对中国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于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期望。文明的中国,因为它非常自信,所以它非常开阔;因为它开阔,所以它懂包容;因为它懂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不要说两岸的前途不一样,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更有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Q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我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和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只是军事的耀武扬威,只是经济的财大气粗,只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可是,我的希望在哪里?我非
常希望,而且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用文明来崛起,成为大国。

另一个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谁在乎“血浓于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会说,我不太在乎“血浓于水”这个东西。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刚才说的对于文明的刻度、那个价值观上有共通的语言,我们都说得通怎么对弱势、怎么对少数、怎么对意见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些价值的刻度上我们说得上话、能够沟通、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那个基座的价值和作用十倍于、百倍
于、干倍于所谓“血浓于水”这种古老的、落后的、过时的理论。

中国作家不值钱,猛写十年不富,一日不写便穷。文人提笔不是为财,多半为的只是一点理想,想对社会有功效成绩,但因为文章价值都是由读者或后人所捧出来的,抱着理想、不为名为利的写作者,所以特别需要得到读者的回馈与反应,我隐然感觉,龙应台应该也是这样,并非天性喜欢喧哗。

我写文章跟猪吃糠一样,是不得已,不写活不下去。天下不简单,“人权”两个字又进不了衙门,作家只能不停地写作,才可能期盼有渺小的机会参与或改变社会现况。我对作家的影响力有自知之明,不像龙应台,还年轻天真,还会抱怨“他们怎么不看看我的书”,对于为文可以经世治国的信心过强了。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年代那个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真正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有可能执政的在野党了。八○年代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內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
以合法途径谋求私利”的行径又植因何处?

于是卡尔波普在一九五四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把制度和个人期许联结起来的,必须是传统文化。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糅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
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依旧专断,而议会依旧“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
们。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