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什么带来了无意义感,治疗的答案就是参与,全身心地参与生活不仅可以消除宇宙观点带来的无意义感,还可以提高个体以某种和谐的方式完成生活的可能性。组建家庭,照顾他人,构思和参与项目,去发现、创造、建设,所有这些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参与都能够带来双重回报:它们能够丰富个体,并且可以缓解由存在的残酷现实直接造成的强烈不安。
所以,治疗师的目标是让病人参与。这既不是指由治疗师创造参与,也不是由治疗师激励病人去参与,这些都是治疗师无法做到的。参与生活的愿望一直存在于病人心中,治疗师要做的是移除阻碍病人的障碍。例如,是什么阻止病人去爱另一个人?为什么病人在关系中的满足感如此之低?是什么样的感知失调在系统地伤害着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为什么病人得不到工作上的满足感?是什么原因使得病人无法找到与其资质相当的工作或者在现有工作中找到乐趣?

治疗师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通过这个工具,治疗师和病人建立关系。如我先前所讨论过的,治疗师通过帮助病人和自己建立深刻的、真诚的关系,指导病人和他人建立关系。治疗师作为忠诚参与生活和关系的榜样,也可以成为病人认同的对象:治疗师关心自己的专业使命,看重他人的成长,帮助他人以创造性的方式寻找意义。
总的来说,治疗师在处理无意义感这一问题的时候,第一步是去分析和重新定义这个问题。许多“无意义感”之下的问题其实是其他问题(或者是文化产物或者是属于其他终极关怀—死亡、自由、孤独)。治疗师需要对实际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纯粹的”缺乏意义,尤其是当它来自一种疏离的、宇宙性的视角时,最好能够以间接的方式进行处理(通过参与减轻宇宙视角的影响)。
这种治疗取向,与我先前描述的对其他终极关怀的处理有很大的不同。死亡、自由、孤独都必须直接处理。但是当面对无意义问题之时,有效的治疗师必须帮助病人将视线从这个问题上转移:接受参与(参与生活、参与关系)的解决之道,而不是沉浸在无意义感的问题之中。正如佛陀所教导的,追问生命的意义并无教益。人必须让自己沉浸在生活的洪流之中,让疑问随水流逝。

如果没有什么真正重要，那么"没有什么真正重要"也并不重要。

西方世界逐渐采纳的世界观认为存在一个“目的”,它是所有努力的结果。
人致力于达到一个目标。人的努力必须有一个“终点”就好像布道得有道德寓意、故事和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一样。每件事情都是为别的什么事情在做准备。叶芝抱怨道:“当我想到所有我读过的书,听到过的智语,带给父母的焦虑……当我想到我所有的期望,我的生命之秤上的所有有分量的生活,我感到它们似乎都是为某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做准备。"

努力、成就、不断进步的存在真的是人类最深层次的动机吗?答案几乎肯定是否定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时代并不把目标导向的努力看作是寻找生命意义的普遍被接受的模式。一段雕刻在古代日晷上的文字说:“除了平静的时刻,其他时刻都不算数。”弗洛姆注意到人追求名声和成就的强烈野心从文艺复兴以后直到今天都比较常见,但是在中世纪却很少见。此外,北欧国家直到16世纪才开始出现强烈地渴望工作的人。相信进步,相信人类文明总是在向令人期望的方向前进,这也是近代才有的观念,在17世纪末之前尚没有形成这种观念。

没有人能够一直实现目的,一直有所创造。没有人可以接连不断地获得成功。正确的方向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而非目的的达成;不是走入旅馆,而是走向旅馆;不是得到桂冠,而是追求桂冠;让人的才智得到最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使用,这可能是主要的生命意义,也是解决使人类行为和心智瘫痪的存在性神经症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