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
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咿咿呀呀
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
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
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
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
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
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
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
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分
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
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
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
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晩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晩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孩子你慢慢来
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
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仿佛是现代
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
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
长就拖多长,愈长愈
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
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
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
个典型的
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后),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
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
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

写童年不是个容易的题目;童年仿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
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
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着母亲,但
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
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于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
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于,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
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着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
几率高。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
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后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
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
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
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
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

孩子你慢慢来
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
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
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
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
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
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
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
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
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
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
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
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
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
44孩子你慢慢来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她怎么也打不到。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
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
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
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
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
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
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
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
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
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
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
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晩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
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
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洽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