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咲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
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辅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
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1585年,万历皇帝决心将张居正一案作为历史看待。申时行也决心防止这样的政治波澜再来掀动本朝的上下机构,他呈请皇帝停止张居正所制定的考成法。为了有效地管制全国各府县,这一考成法规定各科给事中按年月记载各地方官的政绩,其标准为欠税是否能够追缴,盗匪是否能够擒获。官员前案未结,就不许升迁离职,甚至有些
已经退休或正在养病的官员还要被传询答复问题。现任首辅申时行认为这种方法有欠公允。因为税收能否如额征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决定于县令府尹的能力和办事精神;匪盗就擒或漏网,更多出于偶然的机会,如果上官不顾困难,一味逼迫下属,下属又逼迫兵丁捕快,就会促成许多嫌疑犯屈打成招,这也不是清明宽厚的本朝所宜有。万历听罢首肯。这样,张居正时代惟一有组织性的条例也就此撤销。

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王世贞当然不曾忘记这段羞辱,他日后为他的同年作《张公居正传》时,也就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其中提及申时行,也多轻蔑之语。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就被迫退休。

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
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没有能使他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十一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