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
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
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但这一次,他们遭到了当头一棒材此、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这场国家和民间的大争论发生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一个叫桓宽的人将当时的辩论记录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幸运地流传到了今天,我
们能够通过它来了解争论的许多细节。这本叫作《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而现代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两千年前有了折射。
桑弘羊的基本观点只有一个:财政需要。为了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政府必须从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就会破产。而与他辩论的文学、贤良们都来自民间,对于政府财政问题不甚了了,对于民间发生的事情却更为了解。他们最能感受到武帝政策给民间带来的困扰。但这些人在理论功底上比桑弘羊差很多,说不过别人,就搬出“政府要以德服人”,或者“政府要回归儒家传统,不要与民争利”,甚至强调要重本抑末,以为问题出在工商业上面,没有看到工商业并没有罪过,而是政府控制了工商业,才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
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比如,桑弘羊谈到,政府把制铁业收归国有,不仅可以扩大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政府的管理来提高铁器的品质,保障人民的需求。因为政府的实力最
强,它组织生产,自然能生产出最好的物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要高得多。这听起来很在理。
但来自基层的感受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由于人们需求多元化,各地需要不同品种和规格的铁器。而在以前,这些需求都可以通过遍布市场的手工作坊来满足。但制铁业国有化之后,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明显不利于生产。另外,一旦政府把某个行业收归国有,那么,这个行业生产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让人苦不堪言。
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这是理论上占优势;而贤良、文学提出商品质量下降了,则是实际的经验。但后世人看待这个同题时,已经没有办法拥有古人的亲身体会,反被理论迷惑了。于是,国有企业能够提高产品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神话,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打破。
再比如,政府把铸币权收归国有,在大部分人看来都是好事,认为政府可以防止劣币出现,让货币的品质更高。但从基层的经验来看又是另一回事儿:铸币权国有化之后,政府的钱币也在慢慢减重,偷工减料。另外,皇帝也将什么白鹿皮、白金当作货币,让市场更加混乱。
所以、抛开道德上的说教,贤良、文学认为,政府的做法,一是抽取民间财富,二是扰乱市场,三是官商勾结,这三点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盼望改革的人们都忽视了一点:一旦国有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国有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当非农收入占了汉代总财政(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二时,政府可能放弃收益最大的盐铁收入吗?
官僚集团只会膨胀,不会收缩,他们已经绑架了政府财政,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又必须建立国有垄断体系来绑架民间经济。
国有企业之所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防止下层的反抗。而当财政收入增速下滑之时,国有企业的作用就更明显,那时,政府财政将依靠国有企业来渡过难关。

在人类历史上,货币一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它为了方便贸易而诞生,却又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在纸币发行之前,人类使用金属铸币的时期,最古怪的问题是货币面值和实际价值不一致。
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人们利用金、银、铜做交换的时代,人们会按照金属的实际价值来估值。比如,一斤麦子价值一两铜,一两银子价值一匹马。
由于称重很不方便,人们又发明了另一种做法,把一两铜做成特殊的形状并在上面标明重量(面值),标准化的货币从此诞生了。由于省去了称重和切割金属的麻烦,货币很快就成为贸易中最主要的中介物。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虽然货币上标明了重量,但有的人会把货币做得比标明的重量更轻,却按照标明的重量去使用,赚取差价。也就是说,面值上标明是一两,但实际重量只有八钱,面值和实际价值出现了分离。
就算一开始货币都是足值铸造的,但随着货币使用一段时间后,足值的货币也磨损成不足值的了。
为了对付减重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一是对货币进行称重,按照实际重量估值。但这样做除了不方便之外,还需要防止另一种造假手段,即往铜钱里掺锡、铅等不值钱的金属,人为地给货币增重。
这种称重的做法只是在民间采用,而政府更倾向于采用另一种办法。
二是政府规定,不管货币的实际价值是多少,市场只能按照面值来接受它当加入了官方强制力后,货币也就从“自然货币”变成了“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必须依靠政府立法强制流通,已经偏离了货币的实际价值,而后来出现的纸币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定货币。
可是,一旦官方授予不足值货币和足值货币同样的流通权,就会有人在铸造货币时故意缺斤少两。而人们持有货币时,也会先把货币的边缘剪下来,再把剪边货币当作足值货币使用,剪下来的边就可以用来铸造新的货币。时间长了,足值的货币反而不见了,只剩下不足值的劣币。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
劣币问题在所有使用铸币的人类文明中都会出现,只要由官方强行规定法定货币的流通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那么,如何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呢?
出乎意料的是,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开放铸币权,允许所有人铸造货币；与此同时,放开民间的选择权。官方不去规定哪些货币能用,哪些不能用,由民间根据各家货币的口碑自行决定接受与否。这是一种自由竞争的模式:口碑欠佳的铸币没有人接受,就慢慢地消失了;而口碑良好的钱币接受的人多,会成为竞争的胜利者。
通过市场选择达到一种平衡状态。这就产生了另一种现象:良币驱逐劣币。
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币”?区别在于,政府是否强制规定某一种货币为法定货币,而禁止其他货币的流通。如此一来,就一定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而如果政府规定所有货币都可以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良币最终会驱逐劣币。
放开货币铸造权和使用权,这种方法虽然是解决“劣币驱逐良币”的唯一方法,却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抵制。政府之所以不接受这种做法,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率,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彻底失去了对于货币的话语权,从而丧失了干预市场的能力。掌管货币话语权,会给政府带来无数隐藏的利益。政府缺钱时,只要统一往货币里掺点儿假,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民间收走了大量的财富。对于历代政府,货币掺假始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手段。结果,每个朝代的货币都会出现缓慢的贬值,朝代初年的货币个头儿最大、材料最好;随后,货币越来越小,材料越来越差;最后出现所谓的大额货币,原本一个铜钱一文,后来出现“当十”“当五十”的大钱,一个大钱的材料价值只是小钱的两三倍,面值却是小钱的数十倍。
如果说在铸币时期,中央帝国有货币密码的话,垄断铸币权就是最大的密码。

文帝的统治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的一个神话。对于汉代的大臣们而言,在文帝之前,帝国一直没有过真正的安定,甚至人们不知道这个帝国是否已经真的建立起来,还是又如同秦帝国那样,最终会变成镜花水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虽然最为关键的财政地雷还没有拆除,但帝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逐渐繁荣起来,大部分人从中都享受到了真真正正的实惠。人们已经学会了站在帝国的本位上来考虑解决办法,而不是试图再次推倒重建。
对于现代人而言,文帝的统治简直是一个小政府的范本。亚当·斯密曾经提出,政府只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如国防和必需的公共工程,其余
切都应该交由社会去做。
文帝时期,由于维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防开支很少,养官成本很低，故而剩下的钱都可以留在民间,促进经济发展。
历史上,中央帝国最大的财政失控总是出现在军事上,一旦控制住了军事支出,的确可以做到“小政府”。所以,历史上采用黄老之术的时期,往往是不需要太多军事行动的时期。由于和平,方才富足;而富足伴随着和平,于是成就了汉初的盛世。
但在这盛世之下,始终有一颗定时炸弹:财政失衡。

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重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拍。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