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作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
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干战围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以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地模仿一段时期之后,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调,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阃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伎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伎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伎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伎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意虚情,或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与女人之间的换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下列的名句:“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人能安闲散,耐富贵,忍痒,真有道之士也。”每一次革命在未得势之前,能表现岀最大的力量与团结;但在既已得势,既已清除反对力量之后,则开始由内部的纷争而分烈,终至图推翻别人时,人性中的精华发挥作用;在企图控制别人时,则人性中之糟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