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说他对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标准”。
“不是爱吗?”我问。
“真正的爱是带来巨大的成功。”他公开在媒体上说不爱妻子,结婚是为了“中美教育的比较”,想把孩子作为英语“疯狂宝宝”的标签,是教育的实验品,他说:“那才是普度众生,一个小家庭能跟这个比么?
我问他:“你跟你父母之间有过亲密的感觉吗?
“没有,从来没有,我还记得在西安工作的时候我爸爸说,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吓死我了,跟他睡一个床上,我宁可去死。断了,中间断掉了。”
李阳四岁才从外婆身边返回与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无法喊出“爸”、“妈”。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对孩子严厉,他说小时候听得最多的词是“笨蛋”“猪”。他童年口吃,懦弱到连电话响都不敢接,少年时期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仪器出了故障烫伤皮肤,他忍着痛不敢叫出声来,一直到被人发现,脸上存疤至今,说:“自卑的一个极端就是自负,对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自卑情结很重的
国家。所以自卑的极端是自负。
长大成人时他想强制性地解除这个自卑,以“疯狂英语”的方式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个人都说:“没有。”
没有人问她们。
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说:“你知道,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个女学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征”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她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生和死,苦难和苍老,都蕴涵在每一个人的体内,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遭逢。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采访结束的时候,张北川送了我们每人十个安全套和一本宣传册我当时提的是一个敞口的包,没有拉锁。到了吃饭的地方,没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体紧张地压了又压。结果服务员经过时一蹭,这只可恶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厅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块的安全套从一个女人的包里滚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张北川俯下身,一只一只,慢慢地把它们捡起来,就好像他捡的不过是根筷子。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他前前后后调查过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恋。他们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极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百分之十自杀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过侮辱、性骚扰、殴打、敲诈勒索、批判和处分等伤害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崔子说。
我问:“有一些东西对同性恋者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么?”
“对”
“是什么?”
“爱情、自由,公开表达自己身份的空气、空间。”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够提供,这种压制,这种痛苦、绝望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就成为社会的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痼疾。”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入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零零一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