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正追求“对等关系”,女人不会以年长、高个、地位学历高的男人为理想吧。“我只能爱让我尊敬的男人”,仅仅表明女人想从属于男人的欲望;“只有年轻可爱的女孩子才能让我发情”,这种男人不过是在自白,只有面对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与拥有的对象”,才能产生性欲。

我在《发情装置色情的脚本》一书中写过,色情是被文化和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女人的脖颈很性感”,“女人的腿弯让人心跳”之类,不过是身体在描摹文化在身体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为色情是文化的“发情装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养。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 ：
一、儿童的性的教育化( 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 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

“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 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
〔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厌女症之于女人即为自我厌恶,但女人也有可能不将厌女症作为自我厌恶来体验,其方式就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除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为此,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成为特权精英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的策略。另一种是自动退出“女人”的范畴,从而逃脱被估价的女人身份,即丑女”策略。或许可说,前一种是“往上走”的策略,后一种是“往下退”的策略。

中村乌萨吉在《“我”之病》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东电女职员之病”。其中有一句,“不能刺激我的欲望的女人,没有存在的价值。”这句话把男人对女人的“性的认可”,表达得简要精到,无懈可击。

“不可爱的女人不是女人”,“丑女不是女人”,“平胸的女
人不是女人”,“绝经的女人不是女人”……这种句式,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无论代入什么词,最终都能归于一个简要的命题:“不能刺激男人欲望的女人不是女人”。

则单纯之至的命题为：“女人的存在价值,就是成为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由此看来,小仓千加子在《性的心理学》一书中对女人“思春期”所下的定义,堪称名言。

她说,所谓“思春期”便是“意识到自己身体并非自身之物而是被他人观看成为他人快乐道具的时期。”成为男人的欲望对象时,女人就“成为女人”。与年龄无关。当不再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女人就“不是女人”了。这个命题的过于直白易懂,几乎令我晕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