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伯伯曾是美国零售业的改革者。他是采取“包君满意，否则退款” 策略的第一人，远在西尔斯百货公司之前。对顾客抱怨方面，亨利伯伯也有一套简单而有效的解决之道。假使有任何顾客来抱怨，服务部门的职员马上记录下来，并保证会联络“顾客服务部 副总”来处理。这时，任何一个年纪在35岁以上、刚好靠近服务柜台的男职员就会前来协助。这位“副总”会先倾听顾客陈述，然后露出惊惶的神情。“我们绝不能让伯恩海姆百货的顾客遭到这样的待遇。马上把那名该死的售货员找来。”最靠近服务柜台的售货员就会被拖过来。那名“副总”于是指着他的鼻子说：“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这时，顾客总是会为那个售货员求情。亨利伯伯说：“假如女顾客哭了起来，我们就对那个售货员说，暂时不处分他。我们不希望店里有女人哭泣，这样会影响本店的声誉。”最后，顾客的怨气消了，也离开了，那个“该死的售货员”就可以得到一点酬劳。亨利伯伯又说：“为这么一出剧，我总是愿意多付一点。不过，那次抱怨的始末，还是会调查清楚。不必对顾客的抱怨太认真，但是又不得不加以注。

有人告诉我，我在商业银行界的表现不凡、大有可为。弗里德伯格公司 也没有亏待我，他们给我的待遇和薪水都很优厚。最后，我决定离开时，他 们使尽全力说服我留下，答应几年后升我做合伙人。见我去意已定，于是给 我一份厚礼一一安排我和内人搭乘两星期的豪华邮轮头等舱，经地中海到纽 约，并聘我做他们驻纽约投资顾问，为期两年。这可是个领干薪的闲差。其实，我总觉得自己做得差强人意，因此不是很喜欢弗里德伯格公司的 工作。但是，我每天还是很想到办公室去，因为那儿的人，不管是公司里的 人或是他们的客户，都特別有趣

不多久，我们就明白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共产党背离了布雷斯福德的原意。对他们而言，“左翼联合阵线”指的是，俄共的专权独大，使所有的盟友 都在其完全控制当中。我想，布雷斯福德本人相信由于德共拒绝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支持并容忍德国左派和中间的民主政党，才使#希特勒有机可乘， 但是，他也认为他们在德国政策的错误应该可以教共产党一课一几年后， 他们在法国进行的一样是手足残杀的政策，先使布鲁姆“左翼 联合阵线”政府无能，再将之摧毁

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髙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 人”与“领导人”。这样的人看来完全不同，举止也和神话中的“伟人”大相 径庭。他并不是靠所谓的“领袖魅力”来领导的。所谓的“领袖魅力”即使不是媒体营造出来的，也是令人反感、虚伪的东西。真正的强人是靠苦千和奉献来领导的，不会大权一把抓，而以建立团队为目的，而且治理事务是靠着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人不狡黠，简单而诚实.我们却在基辛格身上看不到一丝克雷默的影子。当年，基辛格虽只是个身着二等兵制服的年轻人，但一定展现出过人的才华，才能引起克雷默的注意一克雷默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傻瓜身上。此外，基辛格也有克雷默自己完全欠缺的能力，如写作和演说的长才，而且机智过人，颇有政治家的风范。外交是为首要、在外交关系中又以力置为最，以及天才外交大臣的重要。事实上，这三点就是基辛格政策

更让我不能苟同。这是因为原则的关系，而非
理论背景不够强。克雷默认为，不，该说他坚持，外交大臣该由伟人来担任。对他而言，外交事务的处理对政治家是终极的挑战，非天才不足以担大任。然而，翻开历史来看，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说是俾斯麦外交生涯的巔峰，会后迪斯累利却说道：“可怜的德国。俾斯麦垂垂老矣，还能撑多久？谁能做这个巨人的后继者？也许他们只好找来一个胆怯、不能成事的人来充数，幻想后继者能扮演俾斯麦的角色。无论如何，德国必将迷失。”可惜，在和克雷默辩论那几年我还没听过这一段话。我读的历史越多，就越相信：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对国家是场灾难.即使是戴高乐，还是和黎塞留一样梦想着使法国成为欧洲霸权，而非试着融入一个大和谐的欧洲一尽管戴高乐比黎塞留晚了 300年之久，仍拒绝依资源和需要来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

因为克雷默的缘故，哈佛政治学方面最好的教授都视基辛格为爱徒。在这段期间，克雷默一直是基辛格的友人、精神导师以及顾问，直到基辛格在哈佛取得第一份教职。辛格的生平而言，未曾公诸于世的是：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任内担任国务卿时的思想与行动简直是克雷默的翻版。厌恶曝光的克雷默一生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但在1929年和1933年间，我们一同参加法兰克福大学的国际法学研讨会时，他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巨细靡遗地告诉我，谈就忘了时间。就在那时，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成形了。我们从未亲密地以“彼得”或“弗里兹”相称，更别提一般用德文表示 谊时常用的“你”我们一直以姓氏“德鲁克先生”和“克雷默先 生”以及德文的“您”称呼。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彼此有不同的答案，然而很快就发现，其实我们心中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虽然年少，但很清楚这些问题不可小觑，因此利用对方，听听自己的论述，并强迫自己把一些事定义清楚。

1934年夏，克雷默在索瑞多湾度假时，划着独木 舟，和往日一样，在船尾悬挂着前德国皇家海军的三角旗。纳粹有个海军武 官正好也在那儿，却愚蠢到向意大利的外交部抗议，说克雷默此举是对纳粹海军的“侮辱”。当时的纳粹海军旗当然还是炫耀式地以纳粹标志为主题，日耳曼帝国的黑、白、红三色为背景。有人请克雷默拿下船尾的旗帜，他非但不从，反而到法院进行诉讼，声明根据国际法，他有权在位于领海的私人船 头上悬挂私人旗帜。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意大利最高法院，结果克雷默贏了。然而，纳粹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可笑。到了 1937年或1938年，墨索里尼已成了希特勒的盟友。因此，克雷默的朋友都劝他尽快离开意大利，因为纳粹会要他的脑袋。

桥上路人，原本行色匆匆，急着躲避剌骨的风寒，这时都驻足观看。有 些人做出粗鄙的手势，伸出食指碰触额头^在德国这是表示“疯子”的意 思。有个路人大叫：“他又来了。”我不禁转头问这路人，独木舟上的狂人 是谁。“一个法律系学生，名叫克雷默。虽然像个疯子，倒没什么可怕的。”就在当晚，我遇见了这位弗里茨·克雷默。克雷默不但天资过人而且见识广博。我和克 雷默才20岁出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乏聪颖而见多识广的前辈，但年纪轻轻的 克雷默却能把政治史、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整合成一套政治哲学。他这个人又彬彬有礼、极其谦虚，且有着完全而无可妥协的自制力。他身高中等，但却十分削瘦，在独木舟上划着桨时，肋骨甚为明显。他 看来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头部狭长，五官分明。但是，这些特质在他身上又 特别突出，到了几近夸张的地步：鼻子高挺、硕大，呈三角形，像一张帆船 突出于脸部；颟骨很高，下巴尖尖，还有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看起来， 就像是灰狗和狼交配出来的品种。

但是，卡尔自己却陷入极度的沮丧。对他而言，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另一个选择”，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一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但是，卡尔自己却陷入极度的沮丧。对他而言，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另一个选择”，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一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个夏天，我正埋首于《工业人的未来》一书的草稿，并准备拿卡尔来试试我的理念。他和平常一样感兴趣，很快地，卡尔自己和我终于明白，在卡尔的脑中也有一部巨著正在酝酿之中，虽然仍片片断断、杂乱无章，而且没有焦点，但已有了雏型，只要他有时间和财力支援。这时，卡尔恰巧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一家在南佛蒙特的学院的校长打电话来，他问我可否在冬季和春季莅临本宁顿学院讲学一周，我欣然同意。又说，他们需要一位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者，于是，卡尔，波拉尼在1941年初到了本宁顿学院。一年后，1942年夏天，我也搬到本宁顿，正式在那儿任教，《工业人的未来》也定稿了。卡尔那时才开始动笔写书，需要一个听众听他阐述理念， 并提供意见。

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构思一本书，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时起，我就开始思索，想写一本探讨未来而非过去的书，讨论以后政治与社会 整合的问题，并假定希特勒终将被击溃。到了 1940年，我才开始动笔，两年后，终于出版了，书名为《工业人的未来》一开始是以社会迈向组织型的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为讨论的焦点，以及有关这组织型社会的情况、功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二战后世界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要点，现在看来几乎是稀松平常，但却是第一本处理这样主题的书，书中论及：企业体或任何组织，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体，可说是社会组织，是一个集体，也是个社会。我对机构管理的兴趣，也从这本书起奠定基础，使我幵始注意管理的问题。也因为这本书，几年后通用汽车公司请我分析其高层组织结构和公司政策。

今天，我们习于追溯英国的式微至维多利亚时期或是爱德华时代的早期。 但是，最主要的因素的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英国领导人因之魂归西天， 侥幸存活者道德又日益沦丧。英国比其他国家损失了更多年轻军官；相形之 下，其他国家并没有要求年轻人去做个“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绅士。结果， 英国比欧陆其他国家缺乏更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较多由女作家所著、以孤寂为题的动人作品，例如布里顿写的《青春的见证》《Testament of Yo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