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有有关管理和“工业秩序的解剖”方面的研究中，我认为最重要, 而且最有创意的，即是工厂社区自治和授权给员工。但是，管理阶层则有戒心，深怕“大权旁落”，因此不表赞同。那时的工会更是标准的“为反对而反 对”：如果没有一个显眼而具体的“老板”作为反对的对象，工会的存在还有 什么意义？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用员工自治的表现，比起今天大 肆鼓吹的“大突破”更好，如有些瑞典的汽车公司企图取代生产线的“创举”。说来，这仍不及美国30年来实行的标准生产线模式，更别提IBM”这家不见得有多宽松的公司已实施40年且成家常便饭的厂房工作团队。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员工自治之下，管理阶层和工会并没有损失一点权威、 特权，地位稳固如昔。我满怀天真地期望这个“工厂社区自治”的建议能成 为我的通用研究计划结论中最令人信服的一点。但是，在通用的管理阶层中，只有威尔逊把它当一回事。今天，美国在为员工谋求薪资保陣和工厂社区自治方面，已有长足的进步，也许应该感谢当年威尔逊采纳我这个“异类”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