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是绝对不需要高贵行为和英雄主义的。这些事情是政治无能的症状。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做出高贵的或英雄主义的行为。那种机会不等到来,状况就会趋于混乱。只有在有战争要打、有信仰要效忠、有诱惑要抵挡、有爱人要保护的地方,高贵行为和英雄主义才会有一些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战争,最大的问题就是防止你爱一个人爱得太深。

“宗教情绪可以弥补我们所有的缺失。”可是我们没有什么缺失好弥补的。宗教情绪是多余的。当年轻和欲望永远不会受挫时,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寻找一个它们的替代品?当我们不断地从古老的蠢行中获得快乐时,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消遣找一种替代品呢?当我们的身心一直在活动中得到快乐时,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休息呢?当我们有了唆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别的安慰呢?当我们拥有了社会秩序,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寻找不变的事物呢?”“那么说,你认为上帝不存在吗?”“不,我认为很可能存在。”“那么为什么？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在不同时期,上帝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现在他是如何显现自己的？”野蛮人问
“呃，现在他的显现是虚无，仿佛根本不存在”
“这是你的错”
“或者说是文明的错吧”

只有ε才会被期望做出ε的牺牲,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牺牲,他们是最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他们的设置就让他们沿着轨道走。他们情不自禁,他们是命中注定。即使出了瓶,他们也仍然还是在瓶里。一个无形的瓶子,将他们像婴儿和胚胎一样固定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元首一边沉思着,一边继续说,“一生也像是在个瓶子里,可是要是我们碰巧是一个a,我们的瓶子,相对来说,会大一些。要是我们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会非常难过。

“可是我不想要舒适。我想要上帝,我想要诗歌,我想要真实的危险,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善良,我想要罪恶。"
“事实上。”穆斯塔法·蒙德说,“你是在要求不开心的权利。
那么很对。”野蛮人桀骜不驯地说,“我就是要求不开心的权利。“更不用说衰老、丑陋和虚弱的权利;得梅毒和癌症的权利;忍饥挨饿的权利;肮脏污秽的权利;总是不地担忧未知的明天的权利得伤寒的权利;被各种难言的痛苦所磨的权利。”接着,他们都许久不再说话。
我要这一切。”最后野蛮人说。
穆斯塔法·蒙德耸了耸肩说:“你请便。"

他得了一会儿,之后继续说,“读读我主福帝那时的人们写的关于科学进步的文章很有意思。他们似乎认为科学会不顾一切地继续进展下去。知识是最高的善,真理是最崇高的价值,余下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从属的。是的,甚至那时候观念已经开始产生变化。我主福帝为将重视真理与美转变为重视安逸和幸福做过很多的努力。大规模生产需要这种转变。普遍的幸福能够保证稳定的轮子不停运
转,真理和美却不能。当然,任何时候当群众掌握了政权,幸福就会被摆在第一位,而不是真理与美。尽管如此,那时科学实验还是不受限制的。人们谈起真理和美还是把它们当作最崇高的善,一直到九年战争之前。是这场战争让他们完全改了调子。当炭疽炸弹在你周围爆炸的时候,真理或者美或者知识又有什么意义呢?正是那时开始了对科学进行限制,也就是九年战争之后。只要为了安宁的生活,那时人们甚至准备过苦日子。自那以后我们就开始自我控制了当然,对真理来说,这样做不是很好,但是对于幸福来说却是十分好一个人不能不劳而获,获得幸福就要付出代价。你也要付出代价，华生先生,为你碰巧对于美太过于有兴趣而付出代价。我曾经对于真理太过于感兴趣,我也付出了代价。”

他们要是想成为这个社会里快乐本分的一员,还是知道得越少越好。尽人皆知,细节造就美德和幸福,知晓全局则是造成恶德败行必需的智力条件。社会的脊梁不是哲学家,而是细木工和集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