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竟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到了18世纪,国家的勃勃雄心和它的能力之间已经明显地存在着严重的差距,社会的发展也已经把那个试图统治它的政治体制远远地抛在后面。对于生活于帝制晚期的中国人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存在,而涉及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族的生存。极而言之,这还威胁到了地方社会的稳定,
并因而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

清代的满人政权为皇位带来了权威,为官僚行政机构带来了纪律,也为帝国的通讯系统带来了效率—在所有这些方面,满人政权所获得的成就都达到了使历朝历代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然而,这个强大并富有理性的行政系统的内在矛盾却在于,它的效率在上层要比下层高得多。尽管这个系统在行政上有着复杂精密的设计,但它对于县以下—亦即它本身在地方社会的财政基础——的控制却是脆弱的。

清代的一般情况是,通过省级乡试者本来是不能够获得为官资格的,然而,通过担任高级官员的幕友这一重要的替代性途径,他们却获得了参与处理全国性事务的实践机会。举人们可以以一种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身份,进入省级官员身边的圈子,在重要事务中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我们注意到,魏源和包世臣(1775-1855)这两位19世纪初叶最富声望的制度改革提倡者,便是在以举人身份担任省级大员幕僚时建立起自己的名望的,并在盐政和漕运这样的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机制性问题上出谋划策。在19世纪动荡不安的过程中,高官们的幕下需要吸收更多本无定所的行政干才,以应对军事和外交上的重重危机。像魏源和包世臣这样的举人们,因而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到19世纪末,某一总督幕下往往会聚集着数十位杰出人才—他们虽然胸怀大志,但却无法通过传统科举的途径进入到官僚精英阶层中去。

尽管如此,同样很清楚的是,一些文人利用自己的功名地位,转而在官场之外投入了从广义上来看属于政治参与的活动。在地方社区,文人们一般都会从事代理税收和诉讼的活动,而这两者都是不合法的——在某些情况下,在官方看来这些活动甚至还起到了破坏地方秩序的作用。但是,文人们还有
很多合法的选择。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话来说,不在官场的地方文人造就了一批“准政治性”的精英人物。在17地方上,他们在官方体制之外从事着为官方所批准支持的活动。对于那些被关闭在全国性政治大门之外的文人们来说,各种形式的地方活动很自然地便成了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管理社区事务、编纂地方志、促进或维护地方文化及历史,等等,对于中国帝制晚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成了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唾手可得的机会。

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精英阶层的三百多万名成员除了参与地方性活动以外,都曾有过诵读诗书的经历,受到了文人学士应当“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科举考试又通过以国家大事为题(虽然一般来说不会涉及当朝事务),除文之外还包括“策论”(“策论”一般不会涉及当前政策,但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它会涉及到历朝历代统治的历史经验),而使得文人们心目中“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强化。(19)在中国帝制晚期的根本性议程背后,人数相当多的一批文人对于国家大事至少有着某种程度的认识,却又绝没有亲身参与国家大事的希望。

那么,文人们自己是否对公共利益是单一的和排他的这点存有怀疑呢?从文人们反抗朝廷暴政的一桩名案—17世纪20年代的东林党运动—来看,并非如此。东林党事件所涉及的,是文人官员们拉帮结派,下决心要通过控制科举考试来操纵对于官员的任命并安插私人,从而控制北京的朝政。东林党人群起呐喊,对太监“阉党”在朝廷的邪恶专权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于东林党人对于“专权”的不屈不挠的抵制的话,那么,我们便有可能会忽略,他们采取行动的前提其实是自己所反对事物的一种翻版。当东林党人转而掌权时,他们反过来对处于自己对立面的官员们进行了无情的镇压。无论是权力的分享或对于利益的多元化考虑,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有一种,其界定,则是通过以个人德行为基础的公正言辞而实现的,为了捍卫公共利益而献身成仁的精神是可以接受的。东林党运动及其命运所描绘的,是一幅派系斗争中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图景。在这样的党争中,能够使差异得到缓和或调节的机制是全然不存在的。到了清代,东林党事件成为将党争视为损害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一种前车之鉴。在帝制晚期的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一系列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要维护这种地位,稳定对于文人们和君主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毫无疑问,高官们应该就朝廷政策向皇上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而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之所在。清统治者并不缺乏来自官员们的意见,也远远没有达到孤家寡人的地步。清代的通讯体系,是通过君主和每一位大臣之间的个人联系而运作
的。官员们上达天听的路径不仅狭窄,还受到了一大堆规矩的牢牢控制。在18世纪,每当协同一致或持续性的支持性意见在某一政策路线或某项任命上出现时,便会被认为有着朋党活动的高度嫌疑。

然而,若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来看,谨小慎微的品质已经溶入到文人们自身的政治价值观当中去了。如果说,要抵制对于权力的滥用,其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从根本上承认人们有权在政治团体中结合起来的话,那么,精英阶层在面对和之流时何以会显得束手无策,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对于种族上冒犯言行的恐惧还不足以让批评者三缄其口的话,那么,还有被指控为“结党”的恐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何人若是反对皇上宠臣的“结党”行为,他们自己就会被扣上“结党”的帽子。究竟是什么使得“结党”的指控成为清代统治者手中如此有效的武器?这种指控的力量之所在,部分来自于精英阶层自己对于结党的不齿。清代精英层的大多数人都显得对于“结党”行为深恶痛绝,这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看法:17世纪上半叶,正是由于朝廷的朋党争斗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并间接地带来了满族征服的实现。“朋党”本身便是恶名昭彰。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11这为所有执政者阻止部属们拉帮结派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但实际上,在政府的各个层次,拉帮结派的活动却仍在暗中进行。

由于必须生活于一个征服者政权之下,清代中国的文人阶层早就学会了谨慎行事。他们所受到的文化熏陶,是从儒家经典中得到的;而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训练,却来自于生活在满族统治之下的现实。毫无疑问,异族统治——尤其是事无巨细均要插手的乾隆的统治——使汉族文人们变得心存恐
惧、小心翼翼。

乾隆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满族同胞们面临着被汉人的生活方式所融合并失去自己身为出类拔萃的战士的特殊活力,他因而竭力试图通过向他们发出谆谆告诫,并通过唤起他们文化上的自我意识,试图振奋起他们的“满人习性”。(9)乾隆还有着暴戾凶残的另一面,这表现为他对于文人臣子们在种族问题上任何冒犯行为的高度敏感。清代文人们很快便发现,文字—尤其是被认为含沙射影的文字—可以带来杀身之祸。即便是对于满族统治蛛丝马迹般的不敬暗示,也会给文字的作者带来身首异处的下场。乾隆本人则身体力行,亲自抓了几桩据称是以隐讳曲折的言辞对清朝合法性提出非难的样板案例。此类“文字狱”可以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国范围内均有文人臣子因文字而获罪。如果对于某一段文字的解读来自于皇上本人,则不管这种解读多么牵强附会,人们也无法提出争辩。对于从中所引出的教训,文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一位朝鲜使者在1780年发现,他所遇到的所有人都谨慎小心到了极点,“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此非但汉人如是,满人尤甚”

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一亿四千三百万增加到了1794年的三亿以上(也就是说,年均人口增长达到了三百二十万),这是造成18世纪90年代危机的主要动因。5)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人口如此迅速的增长?毫无疑问,这同自17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而来的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是分不开的。同时,谋生新途径的出现,既增加了粮食供应,也促成了人口的增长。自欧洲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东亚和东南亚之后,他们便建立起了一张对外贸易的网络,来自日本和新世界的银子带来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由于市场在全国范围的扩展,农民们得以通过在家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纺纱)以及种植可以用来换取现钱的农产品,来补贴家庭收入。从美洲引入的诸如玉米、甜薯和烟草之类的新作物,使得农民们可以扩大种植范围,尤其是开垦缺水灌溉的高地和山坡地。在此背
景下,18世纪成为中国人口内部迁徙的黄金时代,少地的农民7不仅从平原移往山区,也移往各省交界处的人口稀少地区。然而,尽管大规模移民和开荒活动不断地进行,到了乾隆统治的后期,人均土地占有率仍然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

1795年,处于西部崎岖边陲的动荡不安的边疆社区爆发了民众起义,此后近十年间,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被搞得寝食不宁。自1789年起,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洪水便开始在中原和东部各省份泛滥。与此同时,在地处亚热带的港口城市广州,一场影响力同样巨大的灾难以不起眼的规模开了个
头:在那里,同英国人的贸易正超越大清帝国的种种行政制约而蓬勃发展;英国商人们学会了从印度运来鸦片,以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前途无量的贸易。1799年2月,当太上皇驾鹤西去时,他留在身后的是一个已陷危机的大帝国。

发生于18世纪90年代的危机,恰恰是在贸易蓬勃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乾隆“盛世”的成功之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但尤其是在18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出超,从而使国内经济获得了充沛的银两供应,物价也出现了缓慢而平稳的上升。地方政府的开支越来越大,而支付地方政府费用的那套体系却捉襟见肘。18世纪20年代,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果敢地采取行动,试图将官员们的收入建立在更为可靠的税收基础之上。但是,官员们对于非正式的附加性苛捐杂税的依赖过于根深蒂固,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压力又过于沉重,结果,这一尝试失败了。

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这一在现代中国带有根本性质的议程并非仅仅产生于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重侧面的国内危机。

在何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种“中国的过程？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在中国产生是革命与变革的结果,并受到了外部世界种种力量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要完成这一宏大事业,似乎便需要动员人民的力量,重写政治竞争的规则,并加强国家对于社会及经济的控制。一般认为,中国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这甚至比保持从前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文化的完整性更为重要。对于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以牺牲历史遗产为代价来争取权力和影响力,似乎是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在承袭了18世纪(或者甚至更早时期)诸种条件的背景下,19世纪的中国政治活动家们其实已经在讨论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控制之类的问题了。

在中国现代的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着三道具有关键性意义的难题，其中的每一道，都是清代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产物。第一，怎样才能使得由于恐惧而变得火烛小心的精英统治阶层重新获得活力，以对抗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滥用?第二，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们的政治能量?第三，怎样才能通过一套相对狭小的官僚行政机构来统治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