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来施明显,这也是精
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出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湖:一方面,体制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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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既然缺乏坚强的毅力，这个孤立无援的皇帝只好一再向臣下屈服。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胸襟开阔足以容物、并以恕道待人的皇帝，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就设法报复。报复的目的不是在于恢复皇帝的权威而纯系发泄。发泄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冒犯他的人，而是无辜的第三者。积多年之经验，他发现了最有效的武器乃是消极抵抗，即老子所谓“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