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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摘本创建于:2016-05-01

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黄仁宇"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18.00元
  • ISBN:9787108009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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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6 摘录自第 106 页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力量来补助组织之上的不足。这有本朝的历史记载为证。那些孔孟的信徒,在一旦需要的时候,可以不惜牺牲以完成任务。有的文官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却可以领导仓猝集合的民兵固守孤城,最后杀身成仁;有的文官不顾暑疫疾,和民夫同饮食、共起居,在洪水的威胁下抢救危险的河堤这些好处当然不应抹杀,然则它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而且常常和紧急情况一起出现。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来施明显,这也是精
    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出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湖:一方面,体制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
    ,找出一个大家都的表办也越来地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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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5 摘录自第 79 页
    他们首先质间:张居正的四个儿子,三个得中进士,其中两个人翰林院,申时行当日为会试时主试官之一,难道和他没有关系?这一质问没有动摇申时行的地位,他们接着又建议,今后大学士的儿子一律不得参加会试,这矛头显然是针对申时行的长子申用懋。再接着他们又弹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用人办事都逢迎内阁旨意,言外之意乃是首辅专权跋扈。这两次攻击依然无效,但是他们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却取得成功,徐被迫去职。参劾者表面上的理由是他在选择皇帝陵墓的地址时,没有广泛地听取堪舆专家的意见,以致没有选到一个真正的吉穴,但真正原因乃是徐学谟已被视为张居正的私人,而他在最近又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次子申用嘉。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
    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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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5 摘录自第 76 页
    还有一个文坛健将汪道昆,凑巧也是张居正的同年,他官至兵部侍郎,有一笔由他经手的边防公款,经监察官查核认为账目中有不实之处;而汪提供的报销,却用华丽动人的散文写成。张居正对此事极感不满,他铁面无私地在一封信上指出“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汪侍郎虽有芝兰之美,然而却开放在众人行经的道路上,管理公路的员工张居正也不得不把这名花异卉一锄斫去。这封信刚刚写完,汪道昆
    就被迫退休。
    张居正开罪于文人有如上述二例。这也表现出他虽为首轴,却没有认清文官集团还有另一种双重性格。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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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4 摘录自第 86 页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
    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
    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
    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
    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
    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
    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
    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
    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
    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一千一百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方官必为好官而非“浮躁”或“才力不及”。京官六年一考核,名为“京察”,考察也很难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大抵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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