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克斯认为,香港是运行良好的高密度城市模式的极佳典范,并因此值得关注。
在香港,各式各样的建筑形态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集中在一起形成三个独特然而高度联系的部分,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城市系统:长斜条线性城市平坦的开垦土地和陡峭的梯形横断面,那是香港岛上的维多利亚;摩天大楼化的小足迹新城,就像由铁路线串起来的珠子,横贯新界;以及在时间和地点上介于两者之间的,更加混杂地聚结在一起的广大的九龙半岛,及其东西延伸的观塘区和荃湾区。龙现今是最中心的地方(比中环还要中心),成了老香港、新界的新城和大陆之间的中心,以及激起想象和沉思的一个地方。

正是因为其超高的密度、高楼大厦以及陡峭的地形,香港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些现象:例如,在相互接连的多层基座之上建起来的大范围的细长高楼;可以从不同层次上进入和离开建筑物,并且在那些层次上也可以直接穿过建筑物的内部回到陆地;有许多带台阶或电梯的街道;以及巨大的多层市场、多层马厩、三层甲板的渡轮等。过去遗留下来的,有旧式围村和具有立体性质和深槽的可再分的商住楼。在此,我们研究这些极度三维的地方—它们的形态、密度、联系以及关系。香港是一个明显的个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逐渐演化成一个紧凑的和紧张的城市:它在今天仍然保持那种方式,仍然是个强城,并且几乎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此,它亦是一个城市实验室—鼓励进一步的密度实验。

本质上,联系良好的网络和密度使更多的人和功能互相间更密切,具有更大交流的潜力。分区控制可能具有像树形街道网络那样的效果,因为它也潜在地使协同行动和或物质组件相分离。作为控制城市发展的一种手段,规划部门常常以消极的方或对这两方面行使权力。

受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的影响,《敏感的环境》( Bentley et al,1985)一书的作者们把“渗透性的质量”(由环境产生的替代方法的数量)作为他们的城市设计七个基本原理的第一条。

活力暗示着动态,它反过来又包含一系列活动和交易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互动:它暗示着某种比部分之和更多的东西。我们将用“强度”来表示这一状态。

香港城市中心商业区每公顷超过1700个工作,比纽约市中心摩天楼街区多70%以上，比伦敦中心多300%以上。每公顷75个工作,整个香港市中心的工作密度领先于其他任何城市( Bertaud,1997)。此外,密度标准呈现出动态的方面并包含了变化,例如,因为活动的作息或者日夜交替,一天的密度样态是变化的:某些地区在某些特定时刻被填得满满的,而在另一时刻则空荡荡的;某些地区一直都拥挤,但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做不同的事:香港在每天不同时刻(全天24小时)因为不同的人群而异常拥，市中心的工作密度是每公顷775.而居住密度则是每公顷804。

日本是未来城市的指针,在那里,离家步行范围内24小时都开张的便利店越来越多。至2002年,日本的便利店远比百货商场要多,它们经营了更多的业务。95%的日本7-1便利店或杂货店( combini)都是24小时开张。此外,至少70%的顾客购物都步行不到5分钟。杂货店是高度紧凑的(典型的是100平米左右)和高度组织的多功能街角店,在那里,购物以及诸如储蓄、旅行和车辆租赁,甚至微波加热等交易都可以发生;并且一次可以购买很少的东西,甚至一件( Klauser,2002)

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差不多占美国家庭的一半。到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三分之一,而到2025年,将只有四分之一。老人们将活得更长,他们的晚年生活将更加无依无靠,因此他们也都要求城市的便利。据估计,2025年,有孩子的家庭和独居家庭的数量将大致相等。

“城市服务的多样性和深度”(意味着全部公共的和商业的服务,包括交通)以及城市生活的丰富性之间彼此强化的相互作用。不过,尽管他们讨论(也偏爱)密度,但也意识到,就其自身来说,高密度可能并不能保证城市的活力。密度至少需要良好交通形式的配套,以便」把一大堆要素(家庭、商业和其他企业、建筑、街区、地段等)组成动态的整体。至少对于普雷斯柯特来说,最好的城市生活有赖于密度和联系的正确配比,在其中每一个部分都被“整合”进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整合进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