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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 乔·史塔威尔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 定价：36.00元
  • ISBN：730908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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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看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题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

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

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

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其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

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
星星过来看热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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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虽然拥有规模企业,且又有资金,却极少对出口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出口是一项全球竞争的商业活动。教父只是利用了东南亚区域经济中的低效率,才有了出色的业绩,他们或是通过个人关系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垄断特许经营权,或是当政府企图完全控制工业发展时,从中获取利润。对大亨而
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
凯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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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继续其文化适应过程，移民后代不断失去对中国方言的掌握，慢慢地适应了当地的习俗。但是随着荷兰人的权势渗透整个群岛，有抱负的移民就不太想在爪哇王室谋求职务，也不太想和当地的“普里亚伊”穿袍贵族通婚。另一方面，北欧白人不能容忍有色人种与荷兰人通婚，更不能容忍有色人种融人荷兰群体。与泰国不同，在印度尼西亚，与统治精英的完整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马来西亚产生了“折中”的身份。到了19世纪，会说马来语（一种本地贸易语言）的华人遵循一种杂合的文化，即中国南方文化和爪哇文化的混合，同时他们又希望得到荷兰殖民者的恩宠和提携，他们人数众多，但十分容易辨认,人们称其为“土生华人”或“侨生"。他们中的主要人物成了华人社会的领袖：作为荷兰人的军官让华人遵守秩序。他们竞标课税权,并且还与当地的贵族合作，以保护他们的包税区免受走私者——尤其是鸦片走私者的侵害。最成功的创业者几乎是最不纯正的“华人”，因为他们必须在荷兰殖民者、当地贵族和男性华人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文化均衡点。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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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地辩论儒家的“价值观念”促使中国企业形式别具一格，这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对儒学的讨论未能区分模糊的道德戒律理论和理念的实施，而儒教不切实际的理念使人们感到违反它比遵守它更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可以肯定地说，像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推崇儒教伦理历来被本地的和殖民的政客用来解释各种各样明显不合理的社会控制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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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方面，黄仲涵釆取多种经营策略，这一策略后来成为那个时代东南亚大亨的一个标志。他从课税,尤其是鸦片课税那里得到了稳定的现金流，并用这些资金向其他许多方面扩展。他在制糖业、发展种植园、建造加工厂方面声名显赫。加工厂使用的机器是从欧洲进口的，由荷兰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黄仲涵还在一些关键岗位雇佣了荷兰的会计师和管理人员。他的经营还扩展到了航运业，并且在三宝垄开办了一家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搬到了新加坡，于1924年在那里去世。他是唯一拥有大型公司，并能与荷兰大型公司竞争的人。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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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努力争取获得征税权，因为这是他们赚大钱最简单的方法。19世纪中叶，华人包税商赚得了最丰厚的利润，因为他们比授予他们征税权的政府更了解垄断的价值。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大，消息更加灵通，操纵投标、推迟付款等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从19世纪中期起,华人移民大量涌入东南亚并且成为罪恶包税区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东南亚的征税权自然就同雇佣华人移民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操不同方言的互相敌视的移民群体都在找工作,对这些移民的管理又和社区的领导权捆绑在一起。通常大亨都有操特种方言的黑帮作为后台,他们能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商业循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几乎所有的钱最终都会集中到他们的手中。大亨经营各种包税区，雇佣那些不能自立的移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如采矿业和种植业，这些产业往往在偏远地区，同时又向他们出售使人堕落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样，这些劳工的大部分收入就又落入了他们的腰包。除此之外，教父还为这些外来移民提供他们在这个新国家的唯一的政治身份;他代表社区的利益与最髙政治当局沟通。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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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华人商贾巨子中，陈嘉庚的理想与众不同，使人难以理解，尤其是他政治上的理想。他于1950年离开新加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岁月，于1961年去世。东南亚华人一般不会像他这样。在当地，华裔商人把融入当地的政治圈子并以此来谋取商业利润视为最大的成功。陈嘉庚的“立场”是受时代刺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那些商人不再因为殖民政府给予营业许可和征税权而心存感激，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不过在移居海外的华人看来，民族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东南亚国家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到华人所承担的经济角色上。与此同时的阶级意识的觉醒进一步突出了精英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更广泛的支配权。在20世纪邳年代，所有这些对那些商贾巨子都不是好兆头。然而，事实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政治民粹主义的挑战下幸存了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泰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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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又开始了反荷兰人的民族战争，因为后者想恢复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这给新加坡的走私商提供了更多的商机。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许多武器来自于马来半岛，那里有大量的日军和英军武器。正是那些经常来往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的华商为他们运送了大量的武器、药品和食物。当时荷兰政府的报告显示,那时走私武器的易货价格已经相当明确了：一吨橡胶换30发子弹，两吨橡胶换一支来复枪。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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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人发明了这样一个术语——“主公企业家”来描绘这些商人：商人成功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庇护，所以他们要分一部分利润以回馈庇护他们的政界人物和军官。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人称这些人为“裙带资本家”。在马来西亚，那些由马来人担任领导，实际上却由华人管理的企业被称为“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是马来人，巴巴是华人）。弗雷德•里格斯，一位专门研究泰国的学者，效仿印度最下层民众的称呼，创造了这样一个短语——“贱民资本家”，来定义那些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生意人，他们只有一直经商，不从政，才会被容忍。所有这些表达都指的是同一件事——对政治权贵来说，利用那些富有但又有依赖性的商业大亨真是太吸引人了，不能仅仅因为殖民统治的终止而放弃。只有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才会改变这种行为的模式。但是，这种变化一直没有发生。在整个东南亚，无论政府是否由民主选举而产生，民族主义和阶级的大众力量都置身于原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制约。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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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论有充分的说服力，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然而，实际上进口替代工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出了问题，至少从它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就建立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工业这一点而言是这样。原因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主导控制的传统关系破坏了这个政策。其中有些过程在前一节间接提到过，因为它与独立后民族主义政治的议程紧密相连，也与对历史上华人控制经济事务的极端不满紧密相连（当然，后一种观点只是一种传说，因为在殖民时代占优势地位的是欧美的大公司）。……在泰国，进口替代工业进程处处围绕着政府和军队中弃官从商的资本家及少数华裔大亨合作者而发展。这些大亨都有贸易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从事制造业的方式。他们从政客和军队那里寻求特许经营权，随后又转向外国公司，请他们提供技术和生产流程。当时的泰国制造商通常没有能力进行大宗交易，因为政府在新产业中的进口替代政策中，对最小投资规模和最小生产能力都作了规定，而这些要求超出了他们的能力。那时的情况是，那些与政府关系好的商人在受保护的制造业中垄断了生意，而正在从事制造业的公司却得不到政策扶持，因而也就无法发展为上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公司。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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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香港和新加坡是注定会成功的。它们只要比周边国家和地区效率稍微高一点，对资本稍微更具吸引力一点，就会繁荣兴旺。面积小是一种优点。然而，新加坡的统治阶级却并不总是这么认为。196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坚持认为这个地方不能独立生存。他们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但两年后就被踢了出来。总理李光耀在公众面前流下了眼泪。这段插曲可能为那些认为独立后的新加坡统治者从来都不了解商业和商人是如何运营的人提供了证据。如果他了解，他就应该意识到新加坡独立发展会更好。在李先生的领导下，新加坡实行了国家统制主义模式，即政府控制大部分重要的公司——李先生从来就不太喜欢私有企业。在这种发展形式下，任何方面完全失去效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新加坡的港口和银行还是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更有效、更可靠。香港正好相反，追求自由市场模式发展——虽然事实上，它的服务业总是以卡特尔形式出现的——有私人港口和许多私人银行。……处在一个严重管理不善、腐败严重、政治变化不定的地区中的拥有战略意义的深水港口城市型地区和小国，它们的繁荣与官方的经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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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亨而言，出口型工业好处巨大，但不直接：它的增长支撑着政界精英和商界精英的关系，还减轻了要求真正撤销对国内经济监管的压力。当出口促进了东南亚经济时，市政工程的无竞标和私有化的暗箱操作才变得更加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这是傲慢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真实的宏观经济背景。那时大亨们在会议和媒体中大肆赞美他们自己为东南亚经济繁华所作出的贡献，而实际上，真正使东南亚繁华起来的是出口加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大部分是女性）。每一位教父都应该在墙上挂一幅第296页上的图表;但不幸的是，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不太有自我分析的能力。正如香港金英证券研究部资深主任斯蒂芬•布朗所说他们真的相信：‘如果我没有经商的天赋，你们都将失业。’”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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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保护金钱的本能和向员工展示节俭的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但人们所说的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却并非实。让李嘉诚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从上市公司中获取的工资很少—2005年,从他的长江集团旗舰公司中只得到了10000港元的工资。但有点却未被提及,即在香港工资要被征税,而股息却不被征税,所以大亨们利用后者来避税。
凯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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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享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
凯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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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托和马科斯都通过提拔新的、非本土的外人成为教父来标志政权的变化。在人种更加混杂但更融合的菲律宾，陈永栽显然是个明显的突破，因为他代表了所谓的“单音节的华人”——那些没有被同化、没有采用当地姓氏的华人。对于独裁者来说，提拔新的外人达到了两个有效目的：他们和他们家庭的将来有了更依附于他们，也更忠诚于他们的资金提供者；同时，也给了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的原经济精英们一个警告——他们并不是不可缺少的。马科斯掌权以前，菲律宾的各个种族的商人一直操纵和驾驭着一个虚弱议会，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和最高政治权力机构进行交易。马科斯改变了这个局面，尽管在菲律宾和泰国，一旦中央集权减弱，仍有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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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教父正演绎着一场双重的自欺欺人。第一重是坚持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是华人的贡献，而实际上是移民的贡献；第二重就是逃避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商业大亨的他们在移民圈里拥有某种实实在在的优势，这帮助他们在世界上取得了成功。回到施坚雅对泰国大亨的研究上，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些什么优势。他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实际上，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他写道:“就所受的教育而言，那些领导人毫无疑问是华人圈里的特权阶层。”那些人中只有五分之一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的。这种广泛传说的优生学充分说明了教父惊人的虚饰倾向——他们一定要证明他们是靠自己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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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条关于三代人财富的谚语：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败业。几百年来的事实指向了四代人的发展顺序：第一代人建立核心资本；第二代人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使财富不断扩大;第三代人努力守护反映父辈个性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各样的资产；由于第四代人对事业的专注不够，前辈们原先创立的集团赖以生存的关系网逐渐衰落，加上家族企业固有的缺陷，几代人的鸿基大业终于毁于他们之手。只用一代人时间就由穷人一跃变为富翁的事并不多见，而东南亚的国内经济过于受政府控制，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发生。社会名流艾德里安•泽査在中国、荷兰、马来西亚、捷克、泰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拥有豪华酒店宾馆认识大部分当代大亨。他就教父之路评论说:“很难在一代之内就成为教父，因为这不是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在美国你会做到这一点，在英国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要低一些，在欧洲大陆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华侨的多产作家王赓武也同意这一说法:“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尽管如此，大亨一直以来都喜欢神化自己，说他们自己出身卑微，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了贫困的魔爪。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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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真正的不为人知的挥霍是他们的高额赌博。大多数大亨宣称所有其他的大亨（当然不是他们自己）一直都在赌。一位香港亿万富翁说道:“他们都是大赌棍。唯一不是大赌棍的只有（博彩业教父）何鸿燊和霍英东。”无数传言说,香港和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们的髙尔夫赌博是进一个洞100万美元，也有传言说他们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赌博，损失惨重。当然，没有任何人将这种事弄上媒体，因为大亨们没有公开赌博。但是这种传言很多，意味着这种赌博就像中东有权势人物的行为的翻版——大量的金钱被一些因为没有真正赚过辛苦钱而不知其真正价值的人挥霍掉了。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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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教父在家中的权威的是其随意放纵的性欲。1971年颁布《婚姻制度改革条例》之前，在香港一夫多妻制是合法的。许多大亨享有多种多样的情妇和充裕的婚外情。亚洲最富的人之一极其坦诚地说：在大亨们的生活方式中，性行为很重要。“一切都是生意。他们这些人没有社交的朋友。他们哄骗姑娘，发泄他们的性欲，然后又回到工作中。”他说@。当然他还不够坦率，没有承认这种评论同样适用于他自己，虽然他的家人之一说他也这样，并且说所有的教父“如果哪一天没有女人，他们就不能正常工作”。如果详细描述七八十岁的男子如何组织不断的性活动，那是很低级趣味的，我只指出一点就够了，亿万富翁拥有整幢公寓楼房、连锁旅馆、宫殿似的游艇，他们有足够的私人空间。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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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教父特质的最后一点就是其隐秘性。这几乎总是被说成反映了亚洲和中国的文化，而不仅仅为大亨所特有。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釆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郭鹤年写道:“一般的华人由于种种原因害怕在公共场合下露面，他们不喜欢当众洗东西，所以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但是像郭鹤年这样的完全世界主义者求助于文化防御，其背后有着更为巨大的真相：那就是像他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许多交易必须拥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或政府给予的特许经营权，而这些东西双方都倾向于不公开。国内市场被卡特尔严重垄断，未参与卡特尔的企业不太可能公开向卡特尔挑战，强行进入并参加卡特尔的活动。亚洲形形色色的集团公司皆从卡特尔这个形式中获利，所以不会公开抱怨那些可恶的特殊安排。自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该地区才开始了股东行动主义的风潮。总的来说，大亨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行了，而且他们的股东向来都是被动的。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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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正如在1984—1993年为李嘉诚管理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西蒙•莫瑞所观察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自1964年以来的30多年内，香港的银行实行利率卡特尔，银行经理们每周五开会确定利率（政府同样采用特别的方法来控制国外银行的进人，并帮助汇丰银行和它的姐妹银行恒生银行拥有全香港50%的存款)。但是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大亨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似乎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已就香港没能提高岛内经济竞争水平提出了批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所言:“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但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大，是不可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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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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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正如巴达维的一个政治秘书就马来西亚的体制评论说:“模板本身就是腐败。”然而，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却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当亚洲的专制统治者的行为更接近非洲的盗贼统治者——苏哈托当权的最后10年，他的孩子越来越肆意妄为——那么结果会更相似。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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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富李嘉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前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出发，下山去附近的九洞髙尔夫球场并确保能在7点以前打出第一竿。他可能和住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亿万富翁一起打球，也可能和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打球，亦可能和一个他想作出判断的新生意伙伴打球。10点李嘉诚到达办公室。……那儿几乎被一个顶部缩进的游泳池占满了……做的第一件事是査阅报刊，看看有没有和他或他的公司相关的报道。……关注经纪业对他公司的评价，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前面提到过，哪家报纸使他难看，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李嘉诚会拿着文件、信件，打电话给一至数个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召他们前来商谈。公司里的电话系统让这些人知道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30，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还要去处理更多的管理事务，13:00吃午餐，当然是工作餐。午饭后，李嘉诚在办公室里工作两个小时，16:00回家。在17:00，他很可能会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30与生意伙伴玩纸牌。最终，商务晚宴后，于22:00就寝。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把一切都算为工作的话，李嘉诚和其他教父可以说一天工作16小时。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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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看，当大亨试图在生意上积极合作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要看结果。这与维持卡特尔或瓜分经济租金这种被动性的合作是不一样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建了马化控股。马化控股是一个合作投资公司，面对政府支持马来人的扶弱计划，它承诺保护华人的商业利益。虽然这家公司吸引了将近3万华人投资者，但没有几个大亨愿意与之联系，他们宁愿直接寻找政府领导人解决问题。加入马化控股的卓越商业人士早就预见到了一个大灾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团公布了历史上马来西亚公司最大的亏损。集团总经理陈群川——林梧桐云顶集团的原资深经理——因欺诈罪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进了监狱。他私自将马化控股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一家公司中。类似的大亨合作失败的事在香港也发生过,但少了点戏剧性。20世纪90年代早期，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投资集团——新中港集团，李嘉诚、何鸿燊、印度尼西亚的李氏家族和新加坡的贸易发展局都是该集团的合伙人。但准确地说，新中港集团什么成就都没有，因为它的富豪赞助者们不想一起工作，而且也不可能一起工作。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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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小股东也有微弱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那些能赚取最大限度金额的、业务更集中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因素刺激着教父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内拥有许多不同资产，那就是以防他们国家的政治风云突变时对他们不利。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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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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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家族控制的英国商行不同,香港汇丰银行的所有权很分散——它只允许每人至多拥有1%的股份，还有它的管理者可以一直升到最高职位。……当地教父作为香港最大的商人是汇丰银行发展的关键人物，种族偏见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顾汝德写道:“它（汇丰银行）负责将英国公司有序地、高利润地转换成了中国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汇丰银行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主义者。它与殖民政府的关系是首屈一指的，这使得它处于唯一的特权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建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在这之前汇丰银行一直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扮演着票据交易所的角色、无息使用银行系统中的盈余资金、替政府理财、了解其他银行的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汇丰银行一直享有延期偿付权;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受到利率卡特尔的保护;而且1965年在政府支持下，汇丰银行接管了当地一家银行恒生银行。这样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大约占了香港存款的50%。汇丰银行的突出成就甚至比陈弼臣在泰国的盘谷银行还要大，像陈弼臣的盘谷银行一样，汇丰银行也把它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它客户的企业或公司，还把大量的存款贷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汇丰银行成了香港大亨的支柱。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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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教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科学贡献极少。他们髙额聘请“奴隶头目”和鬼佬随从，因为这些人曾经从事过全球贸易管理。但是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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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不幸的是，移交的政治权力和资金雄厚的大银行的结合被证明是个糟糕的结合,因为菲律宾虚弱的官僚体系无法约束商人出身的政客。一开始，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就带有政治倾向，贷款被有政治庇护的农业家族所获得。银行的董事和他们的合伙人，也在最大的贷款者之列。当政府存款和放在纽约的外汇被借光时，准中央银行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印制了更多的钱,提供了更多的贷款。1921年，权力下放5年后，当地的大亨不仅减少了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财产，使它濒临破产，而且还逐渐损害了菲律宾的货币，使中央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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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思考为什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那么高，而股市收益率却那么低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有用，那就是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这确实有点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里的上市公司有科技型的出口公司、保险公司、零售业等，更不要说伦敦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了。但是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出口业都被跨国公司控制着，而这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同样,从该地区低廉的制造成本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全球性零售商也没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相反，东南亚的市场被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少数大玩家，即我们的教父主宰着。香港更是如此，虽然香港确实至少拥有少数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如汇丰银行。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换句话说，在东南亚买股票，基本上就是买教父的股票,投资者是不可能接触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贸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的。这是东南亚股市总是令投资者失望的另一个原因。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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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亨们通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控制集团公司，而这种安排所传递的控制水平与产权所有权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一个在集团公司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在公司整体网络中，也许会有几个不同的金字塔）也许拥有上市公司X5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X又拥有上市公司Y4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Y又拥有上市公司Z30%的所有权。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股利必须公平地支付给所有投资者，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说:“我们用相关资料证明了，东亚公司的管理问题比金融危机顶峰时期评论家说的更严重、更难以处理。”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
dzter //这是郎咸平团队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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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郭鹤年以净资产的异常巨大的折扣把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变成了他的私人公司。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的伤口还没愈合，2003年10月，这位大亨宣布他要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发行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即马来西亚运输公司（MBC）的股票。郭鹤年早已经以相当可观的价格把马来西亚运输公司30%的股份卖给了马来西亚政府，而他的当地投资银行（由副总理的弟弟管理）保证了这次股票首次发行的价格令人满意。随后郭鹤年试图在2003年以资产净值的53%的折扣将香港的嘉里建设有限公司私有化，以解放其长期忍受痛苦的投资者。但小额投资者并没有上钩，为此他痛骂了他的财务总管。最近几年，李兆基尝试了三次折扣在资产净值40%左右的私有化。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曾出价购买••-个零售上市子公司，一位评估师估计他出的价格是公司资产净值100%的折扣，后来吴光正又加了点钱，买下了这家公司。郑裕彤打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他的新世界信息科技。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尝试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的星期日移动手机公司私有化。摩根士坦利在亚洲的前任总经理邱吉浩，评论这些商人们:“他们使投资银行家看起来像小学生。”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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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客总是说蠢话，而20世纪90年代那些明显自我夸大的东南亚领导人的行为在大部分人看来都介于古怪和讨厌之间。真正重要的是在金融危机正在酝酿的那段时间，从逸闻的角度和分析的角度，有什么确凿的经济证据显示出来。因此，人们不禁要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如何履行其监督和指导任务的。在逸事的层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看出三种形式。第一是贪欲、腐败和无节制急剧上升，失去了控制;第二是资产交易正在取代生产业务，成了许多公司核心的活动;第三是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因过度放贷而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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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过1993年外币进入东南亚证券市场。名义上的高利率吸引了其他资本。国内投资者想借贷是由于其实际利息低，外国人想借出是名义利息高，因为他们以后可将他们的钱遣返到那些通货膨胀较低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多少反直觉的状况,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人都期望货币继续与美元挂钩，这样就不会有货币运动损坏贸易的风险。许多出版物和浮夸的文章都在争论，是外国银行侵略性地把外汇推进了东南亚，还是当地的借贷者——主要是我们的教父和他们的银行——在盲目地竭力寻求外汇。答案是两个都是：每个人都在寻求交易，这就是商业的本质。泰国的情况更糟糕，因为政府正积极鼓励外国银行从海外出借外汇，作为撤销管制进入他们国家市场的基本要求。谁出借的钱多，许可证就发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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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彭定康任总督时的香港政务司司长,在金融危机后,严厉责骂李嘉诚在资本市场的古怪行为以及其他事情。

她说,很多次他在政府官员面前和公共场合威胁说,如果监管机构对他视为最佳利益的“业务”采取行动,那么他会把他的资金撤离香港。“我对大部分香港商界(重要)人士已经没有多少尊重了。”她愤怒地说。但是李嘉诚的威胁只是老套路。

1990年当他控制的星空卫视需要特别的监管豁免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此外,李嘉诚几乎不可能离开他在房地产、电力、零售以及港口卡特尔的统治地位,去更开放的市场竞争。

1999年,和记出售了其旗下的欧洲橙子电信公司移动通信分公司,获利150亿美元,并立即孤注掷地把资金投到了世界各地的3G业务上,李嘉诚再次需要他的香港现金流去弥补资本密集型的亏损企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收益,李嘉减很可能早就注销的“3G”业务了。

相反,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毫发未损地进入了2007年,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他的名字排在了福布斯亚洲富豪排行榜的首位。在2006年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中,他名列第10。
星星过来看热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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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新加坡的本色：一架吱嘎作响的干净的管理机器，与那些令人讨厌的商业和商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危机发生过程中，新加坡正在修正一些法规，把瑞士经营的海外金融业务吸引到了他们国家，因为欧盟不断对瑞士施加压力，要求其取缔逃税和洗钱。同时，一向以道德说教闻名的李氏家族不顾“亚洲价值”的重要性，决定批建并招标两个巨型赌场，认为这对发展和就业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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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诡计的结果有三方面:第一，黄氏家族几乎肯定在境外藏匿了大量现金，偾权人根本无法拿到;第二，这个家族调整全部偾务负担的手段极有力度;第三，有可能花几美分收购亚洲浆纸业发行的债券。正如人们所见，这个家族的基本策略是,把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公司的债务从他们海外的子公司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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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任职期间面临着与他信政府相同的两个问题。首先，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意见集中在了教父经济学的本质上，这是前所未有的。殖民地香港早就远离英国殖民者展现给他们的自由市场的官方神话，这并不重要。只要大亨一当政，而且是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时候，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串通这一问题就被推到了公众争论的最前沿。那些占据立法委员会“功能选区”席位的大亨代表，尽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表明大型建筑项目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但是那些选举出来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越来越善于让人们注意到商务游说的自我服务的本质。董建华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的支配地位引起了该地区教父们的嫉妒和痛恨。与他们不同的是董建华自己并不是掌权后的财政大赢家,但是他的大亨好友们很快就因他偏爱某位教父而神经过敏、气愤不已。1999年，李泽楷获得了数码港经营特权，这导致了教父们史无前例的公开谴责。陈启宗、黄志祥、胡应湘都谴责了这种未公开竞标的行为。胡应湘是一个破产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亿万富翁，与陈启宗竞相诅咒民主是发展的敌人，他在2005年对《南华早报》抱怨说:“看看数码港和西九龙文化区项目，你就会知道只有大的公司才有资格在香港立足……商业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一直非常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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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小限度来说，香港的政治经济改革将会使这个地方更公平，这是支持改革的最好理由。与人们被灌输的不一样，香港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至今还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人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同样限制性的安排。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人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这在富有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政治过程缺乏大众输入也意味着香港不像其他富裕城市，缺乏让欠富裕的人生活好过些的东西。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公共用地（因为它占据了发展的空间）；对于环境质量关注极少（因此污染日趋严重，但大亨们却无动于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度过的）；道路老是建个不停（少数拥有私家车的富人同意这样做），老百姓居住的小区进一步降低了档次。香港是一个共同分担困难工作但分配却极端不公的地方。政客对撤销经济管制作出不断的政治回应是理性的、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向东南亚的人们表明，香港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比他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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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新加坡与香港说起，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为金融危机买单的人，并非导致危机的人，而是最无力买单的人。部分原因是1997年后通货紧缩压力的释放，部分原因是蓄意的政府政策。.在新加坡，在政府自己的资料里，人口中40%最穷的人的实际收人在2000年和2005年这段时间内都有所下降，即使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损失最大的是那些50岁以上的人,他们连报酬很低的工作都找不到，而且尽管新加坡很富有，但国家并不提供失业救济。同时，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对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口施行降低收人税的政策——从2000年的28%的最高点减少到今天的20%；公司利润税也降低了。与这些变动有明显差异的是,2007年增加了每人要付的间接税——地方的增值税从5%上升到了7%。令人不解的是，内阁部长们还居然说广泛提高赋税是为了给穷人提供一些额外的支持。在莱佛士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受过教育的李光耀，对税收作出解释：“这是一个无情的、竞争激烈的世界。当地人因两个普通的理由默然接受了：在邻国的百姓更贫穷，他们的待遇更加不公;新加坡人惧怕李光耀的盛怒。对只出人中心商务区的因公出差人员来说，很难想象在新加坡还存在着贫困和下层阶级。但只要乘坐出租车在城里的廉价住宅区开上一小会儿，就会明白确有其事。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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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的模式有三点不同于东南亚模式，但归根结底是政治不同。首先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确保了他们享受自下而上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资金去创造更好的生活。在东南亚，,政治精英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最恶劣的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是最自私、最损人利己的，其财富与土地密不可分。……东北亚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政府要挑选经济贏家时一发展中国家常这样做一它们会支持有技术创造力的制造商和公司。……东南亚的企业集团，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磨炼，一旦获得特许经营权，它就把技术要求和绝大部分的工作包给跨国公司。……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公司，东南亚几乎一个也没有。……第三个差异，是那里的人们总是比东南亚更严肃地把政治体制看做发展的促进者。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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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知道东南亚何时才会停止蔑视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在后危机年代里，马来西亚这个特富有的小国，虽然人口只有2700万，却阻挡了人口20倍于它的地区自由贸易，为的是要保护无效率的小型汽车制造业和棕榈油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些地区，尊重少数利益集团的代价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大部分估计表明，金融危机后，真正的地区内部贸易下降了。名义上的出口增加了，但是，如果被剥夺了中国曾短暂拥有的零部件业务，东南亚很明显还像以前一样，只是欧美国家的奴隶。它的内部贸易也没有扩大，如今约有20%，而欧洲却有50%以上，因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不愿意改革。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不改变这种状况，外部环境最终会改变这一切。在未来的10年里，战后东南亚所仰仗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的储藏将会开始枯竭，真正的潜在的经济弱点会暴露出来，公众会指责政治，那时改革很可能不可阻挡，但在这些状态下的改变将会是丑陋的。
dz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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