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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本书第一章）；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美]孔飞力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35.00元
  • ISBN：71080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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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的直接回答是,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的压倒一切的向往”。戊戌变法期间陈鼎及其他一干京官等“文人中流”对于冯桂芬的激烈批驳仍余音绕梁之时,历史的发展却已将他们(甚至也包括冯桂芬及其主张)抛到一旁去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份”,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
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呐喊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
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和“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
叶瓜瓜 //似乎是第一次看到和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价值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即便是走到现在，依旧困难重重甚至让人多少有点无力前行了。当我们带着规范式的要求和期待去看这个国家，当我们发现20世纪初大师们的智慧与追求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在无力吐槽政党的时候，总容易产生“这届国民不行”的感觉。但也许，“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回看最开始踏上所谓现代化道路的岁月，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初衷与追求即是抵御外辱实现“民族复兴”。在当时，我们有意识地构建一种民主体制企图复制西方的成功，但当一个强大的政治组建起来后，当专断的集权的模式被证明是对内稳定的有效率的对外强大而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缺少反思和抵制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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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3-0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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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人精英阶层对于政治更为积极的参与有助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个例子—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由此而产生的,应该是相反的结果。
流羽 //这一句要好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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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3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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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三个曾在清代晚期吸引过人们注意力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这些问题是:

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

政治竟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

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流羽 //1.人多了，意愿散了，不听国家领导了，抢蛋糕了。 2.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 3.钱就这么多，分的人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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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3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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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情况的独特之处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魏源在谈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时,一再地将之同加强国家权力、而非限制国家权力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要求文人们将他们自以为颇具原则性的对于务实政府的厌恶态度放到一边去。
流羽 //好的，我领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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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3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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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鉴于冯桂芬的批判者们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78代的条件下是靠不住的,我们是否可以承认,他们关于自己所处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中国人会想到代表性政府,而在缺乏这种政府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才能够保证公共利益得到维护?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其实也是20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于人们来说,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了。

这种态度,同下述三种人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一种人希望,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所达到的程度会使得所有人—不管他们处在何种地位—一都会将公共利益放在心中,这样,威权统治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种人则认为,私人出于为己服务而产生的利益,一旦膨胀开来,便会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而产生公共利益。第三种人的看法是,不管多数人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作为多数应当具有说了算的权力,而抽象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各种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这三种看法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共同存在。
少年奥卡 //谁应该来参与政治的问题，这一次是对魏源提出的精英治国的一次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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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04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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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对于千千万万缺乏足够土地的中国家庭来说,因地制宜的耕作,市场化生产,以及劳务输出,是他们能够生存下来,而不至于陷入赤贫的原因之所在。关于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农村社区的看法,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中颇为常见,但是,这同现代社会的现实却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说,我对于集体化的财政及历史根源的强调似乎有点单一原因论的倾向,那么,让我向读者保证,我的意图只是为了揭示,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就其深层结构而言,旧议程会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来。集体化并不仅
仅是“中国的又一个政府试图通过对于中介掮客的压制来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于旧有的需要如何在新的特定环境下被付诸实践的故事个关于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改造工程为工业化中的经济提供资源的故事。包裹着这一工程的,无疑是件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农业社会主义化的革命外衣。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将山西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可以预料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的情况)视为阻挡党实现上述历史性任务的障碍。然而,毛泽东之所以会如此看问题,是基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了解。以他对于农村社会运作的深刻了解,山西的“富农”问题在他看来一定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不祥之兆了。这里的症结之所在,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毛泽东肯定也知道,这种现象的历史根源是何等深厚—早在晚清,当他还在乡村中度过童年时,这种情形便一定是已经很明显的了。因此,毛泽东会发现,在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种种推动力量的背后,他所要应对的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议程在现代的翻版。
少年奥卡 //在这里明白了一点孔飞力的意思，他其实还是在探究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历朝历代直到新中国都一直存在，就是我们如何处理广大的农民税收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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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0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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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统一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的,而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文官政府,其背后也总是有着军事力量的存在。全国性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显赫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做官积聚财富的途径而获得的,因为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到了20世纪的头十年,一般来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会同意,中央政府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尽管人们在政府应由谁来控制的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没有人会对上述国家建设的目标提出诘难。但这种共识形成及维护的代价,是思想上逆来顺受和政治上令人摆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他们失望的,也许是反对政治竞争的旧势力依然是强大的。如果有一种独特的公共利益的话,那么,它也肯定会因为政治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而遭致瓦解。旧观念为具有绝对性倾向的政党所吸纳,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严峻的情形是他们并不陌生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设想,今天的中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所拥有的基本推动力量同先前的各个时代是相同的。也许,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对世界市场的开放,至少已经在经济上打开了沿海省份实际上实行自治的大门。也许,关于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少年奥卡 //所以，从历史的脉络看，中国一直以来的根本性政治观点都是集权，不管是在面对和平统治还是外敌入侵时期，集权一直有其历史根源在。孔飞力给的一点希望就是，也许在迈向世界的时候中国可能改变，是嘛，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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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1-0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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