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儿我们早已知道是王屠夫的妹子,如今又添加上“属蛇
的,二十九岁了”数字。是屠夫的妹子,所以才如此善于“张致骂
人”;属蛇,又似乎与她的“纤腰拘束、乔模乔样”相应。在描写六儿
时,作者除了说她“把水鬓描写得长长的”之外,还说她“淹淹润润,
不施脂粉,袅袅娉娉,懒染铅华”。不施脂粉而本色装束,与她的女
儿爱姐正好形成对比:冯妈妈口中所述的“好不笔管儿般直缕的身
子,缠得两只脚儿一些些,搽得浓浓的脸儿,又一点小小嘴儿”。以
及西门庆眼中所见的“乌云叠鬓,粉黛盈腮,意态幽花闲丽,肌肤嫩玉生香”。两个女人,两种描写:盖六儿是饶有风情的妇人,爱姐却是还很稚嫩的十五六岁少女。这里有趣的是我们大概本来以为成年妇人才需要涂脂抹粉、少女才有资本天然装束,结果没想做母亲的铅华不御、做女儿的反倒粉黛盈腮。何以然?正因为母亲是成熟的女人,有风情、有自信而善于打扮,知道如何才能显露自己的
优点、遮掩自己的缺点(王六儿的“紫膛色脸”本不适宜涂脂抹粉,何况成熟妇人自有其不依靠脂粉的特殊魅力,脂粉太浓艳了反会掩盖本色,使得自己在年少的女儿旁边更显憔悴);女儿一方面是稚嫩少女,仅有“意态”而没有风韵,另一方面西门庆来相看的是女儿,而太师府对韩道国一家来说宛如天上,哪怕女儿只是嫁给太师的管家做妾,也强似嫁给一个普通人家为妻,所以爱姐是这一天的
主角,自然必须打扮起来,不能被母亲夺了聚光灯也

本回再次写到西门庆十兄弟:绣像本第一回中,卜志道死了
补入花子虚;这一回,花子虚已死,于是补入西门庆的主管贲四。“十个朋友,一个不少”这八个字,作者写得极是尖冷,应伯爵帮53
闲,也写得滑稽之中甚是讽刺:听出西门庆怕花大,又确知花大并
不肯捣乱,便拍着胸脯说:“火里火去、水里水去……他若敢道个不
字,俺们就与他结下个大疙瘩!”当年西门庆偷娶金莲时,怎么没听
伯爵拍着胸脯说帮西门庆对付武松呢。而十兄弟之一的花子虚被
抓到京城,应伯爵等人更是无人出头。亲兄弟如彼,而结义兄弟如
此
在宣扬歌颂男子友谊、兄弟义气的《三国志》、《水浒传》甚至《西游记》之后,《金瓶梅》无情地刻画出现实人生中一班儿称兄道弟的男子是怎样背信弃义,对已往理想化了男子情谊的英雄传奇
进行了有效的、系统的反讽。

花子虚的三个和他争遗产的兄弟,在词话本中作“叔伯兄弟”,在绣像本中作花子虚的亲兄弟,则作者的谴责更深刻了一层。而过世的花太监与李瓶儿的暖昧关系,也同样更深厚了一层:因为既然四兄弟“都是老公公嫡亲的”侄儿,何以分遗产时如此厚薄不
均乎
《金瓶梅》的作者,绝非一味以道德正统自居的人。他对瓶儿
与西门庆的私情,其实有很多同情。这种同情,表现在他对花子虚
的批评上:虽然瓶儿对花子虚相当狠心,但是“若似花子虚落魄飘
风,谩无纪律,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岂可得乎”。也就是说,花子
虚一天到晚和狐朋狗友泡在妓院里流连忘返,实际上是自己导致
了妻子生外心的结局。在十分陈腐的“自古男主外而女主内”等等
套话之后,作者给了读者一份相当朴素而清新的关于“爱情”的宣
言:“要之,在乎容德相感,缘分相投,夫唱妇随”,还要“男慕乎女
女慕乎男”。也就是说,只是单方面的忠贞顺从是不够的,男女双
方都对婚姻的成功负有责任,而“容德相感”,男女之互相爱慕,还
有那神秘的“缘分”的作用,都是一个“无咎”婚姻的必要条件。虽
然没有鼓励私情的发生,《金瓶梅》的作者却也从不曾盲目地谴责
“犯了淫行”的妇人:对金莲,他哀惋她“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对
瓶儿,他同情她嫁了一个“把着正经家事儿不理,只在外边胡行”的
丈夫。不少海外学者,如芮效卫、柯丽德,喜欢把《金瓶梅》放在个儒家的思想框架里面研究,但是,正统的儒家对社会风气道德首先讲教化,教化行不通,就要采取惩罚的措施来纠正错乱的道德名分。《金瓶梅》的作者—尤其是绣像本的作者—对人生百态更多的是同情,是慈悲,是理解,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的褒扬或
指责

武松踏雪回来一段文字,与第八十七回武松流放回来假称娶金莲一段文字遥遥相对。此回写金莲“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望见武松正在雪里,踏着乱琼碎玉归来,那妇人推起帘子,迎着笑道:叔叔寒冷”。(而叔叔也确实“寒冷”)后来又令迎儿“把前门上了闩,后门也关了”,以便引诱武松。八十七回中,金莲已离开西门府,在王婆家里待嫁。这时的金莲,已经与昔日的金莲,判若两人,然而,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她再次站在“帘下”,远远地看到武松走来。这情景是如此熟悉,几乎要使得我们也忘记了
部大书横亘于两幅帘子之间,只有金莲慌忙的躲避,使我们骤然记起武大之死、武二之流放这一系列黑暗事件。然而,的确有一样东西,是一直没有改变的:那就是金莲对打虎英雄不自觉的迷恋(以及她对自己美貌的自信、对武大的全然忘怀),这迷恋与自信与忘怀,使得她盲目于武松心中的仇恨,听说武松要娶她,居然不等王婆叫她,便从里间“自己出来”,为武松献茶。而武松在杀金莲王婆之前,也“分付迎儿把前门上了闩,后门也顶了”—正是金莲在大雪天引诱武松时的情境。在似曾相识的恍惚迷离中,金莲的
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样看来,绣像本此处比词话本干净简省很多,但是词话本和绣像本比起《水浒传》都多了一个关键的细节:金莲当掉自己的钗环供武大典房。这样一来,绣像本的叙述者不说金莲“好偷汉子”便有了重要的意义:一来绣像本往往让人物以行动说话而较少评论判断,二来好偷汉子的评语与下文金莲主动出钱帮武大搬家根本不合。试想如果金莲那么喜欢勾引男子,她又何必典卖自己的钗环以供搬家之需呢。(按,金莲的大度,非很多女人小气、爱惜首饰之可比。而在古典文学里面,往往以一个女人是否能献出自己的首饰供丈夫花用或者供家用来判断她的贤惠,若依照这个标准,
7则金莲实在是贤惠有志气的妇人,而且她也并不留恋被浮浪子弟搅扰的生活。又可见她好的只是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而已,并不是金钱。)(水浒传》全无此等描写,金莲遂成彻头彻尾的恶妇。绣像本中的金莲在初次出现的时候,有着各种可能。她最终的沉沦与惨死,有无数的偶然机会在作祟,不完全是她自己的性格所决
定的。

这段描写,徐朔方认为“《水浒》写得极差,亏得在《金瓶梅》中得到补救”,(《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金瓶梅论集》第65页)因为这个拒绝屈从于大户的贞烈姑娘形象和后文不吻合。《金瓶梅》改为金莲先被母亲卖在王招宣府,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六旬以上的张大户,大户于金莲十八岁时收用了她,遭家主婆嫉妒,于是大户把金莲嫁给武大,“这武大自从娶了金莲,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他银两”。大户仍然与金莲私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
不敢声言”(绣像本此段与词话本大同小异,加点字是绣像本多出
来的)。这段改写十分重要:-,大户变得有名有姓,与后来张二官
的出现遥遥呼应;二,张大户死于“阴寒病症”,隐隐指向与金莲的
偷情,但是实在是自找的也;三,武大明知大户与金莲私通而不敢
声言,绣像本“原是他的行货”六字是神来之笔,否则武大何以不敢
声言大户,却定要去捉西门庆、金莲的奸乎;四,当然武大还受了许
多张大户的物质恩惠(不要房租的房子,白娶的老婆,卖炊饼的本
钱),所以也是不敢声言的原因之一。物质恩惠能够买到妻子的身
体,武大品格比《水浒传》降低了不少,同时更加突出了和下文韩道
国的对应。

这段描写,徐朔方认为“《水浒》写得极差,亏得在《金瓶梅》中得到补救”,(《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金瓶梅论集》第65页)因为这个拒绝屈从于大户的贞烈姑娘形象和后文不吻合。《金瓶梅》改为金莲先被母亲卖在王招宣府,十五岁时,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以三十两银子转卖给六旬以上的张大户,大户于金莲十八岁时收用了她,遭家主婆嫉妒,于是大户把金莲嫁给武大,“这武大自从娶了金莲,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他银两”。大户仍然与金莲私通,“武大虽一时撞见,原是他的行货,
不敢声言”(绣像本此段与词话本大同小异,加点字是绣像本多出
来的)。这段改写十分重要:-,大户变得有名有姓,与后来张二官
的出现遥遥呼应;二,张大户死于“阴寒病症”,隐隐指向与金莲的
偷情,但是实在是自找的也;三,武大明知大户与金莲私通而不敢
声言,绣像本“原是他的行货”六字是神来之笔,否则武大何以不敢
声言大户,却定要去捉西门庆、金莲的奸乎;四,当然武大还受了许
多张大户的物质恩惠(不要房租的房子,白娶的老婆,卖炊饼的本
钱),所以也是不敢声言的原因之一。物质恩惠能够买到妻子的身
体,武大品格比《水浒传》降低了不少,同时更加突出了和下文韩道
国的对应。

《金瓶梅》是一部秋天的书。它起于秋天:西门庆在小说里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它结束于秋天:永福寺肃杀的“金风”之中。秋天是万物凋零的季节,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第一回,无论热的世界还是冷的天地。秋属金,而第一回中
的众多伏笔就好像埋伏下的许多金戈铁马,过后都要
杀将出
来,不能浪费

第二,人们都注意到《金瓶梅》十分巧妙地利用了戏剧、歌曲小说等等原始材料,但《金瓶梅》(绣像本)利用得最好的,其实还是古典诗词(关于《金瓶梅》版本和卷首诗词的关系问题,详见下)简而言之,《金瓶梅》通过把古典诗歌的世界进行“写实”而对之加以颠覆。我们会看到,《金瓶梅》自始至终都在把古典诗词中因为已经写得太滥而显得陈腐空虚的意象,比如打秋千、闺房相思,填入了具体的内容,而这种具体内容以其现实性、复杂性,颠覆了古典诗歌优美而单纯的境界。这其实是明清白话小说的一种典型作法。比如说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兴哥远行经商,他的妻子三巧儿在一个春日登楼望夫。她临窗远眺的形象,岂不就是古诗词里描写了千百遍的“谁家红袖凭江楼”?岂不就是那“春日凝
秋妆上翠楼、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间中少妇”?然而古诗词里到此为水止,从不住下发展,好像歌剧里面的一段独唱,只是为了抒情、为了堂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清白话小说则负起了叙述情节、发展故
掄事的责任
金
在上述的例子里,凭楼远眺的思妇因为望错了对象而招致了
瓶
系列的麻烦:三巧误把别的男子看成自己的丈夫,这个男子则开梅始想方设法对她进行勾挑,二人最终居然变成了值得读者怜悯的
情人。这都是古诗词限于文体和篇幅的制约所不能描写的,然而
这样的故事却可以和古诗词相互参照。我们才能既在小说里面发
现抒情诗的美,也能看到与诗歌之美纠葛在一起的,那个更加复
杂、更加“现实”的人生世界。

“不肖子”的寓言总是在这儿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原谅一个大罪人,而不肯原谅一个小罪人。这里有一个缘故。我们和西门庆潘金莲,比起和贾宝玉、林黛玉,其实离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为上,那么就是在心理上。绣像本《金瓶梅》给我们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宽容。但这样的慈悲是不够的:它必须被那些几乎毫无瑕疵的、只在少年时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于
是,在《金瓶梅》之后,我们有了《红楼梦》
是为序。

“不肖子”的寓言总是在这儿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原谅一个大罪人,而不肯原谅一个小罪人。这里有一个缘故。我们和西门庆潘金莲,比起和贾宝玉、林黛玉,其实离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为上,那么就是在心理上。绣像本《金瓶梅》给我们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宽容。但这样的慈悲是不够的:它必须被那些几乎毫无瑕疵的、只在少年时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于
是,在《金瓶梅》之后,我们有了《红楼梦》
是为序。

秋水(作者田晓菲的笔名为宇文秋水,编者注)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
秋判断一一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一一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水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
堂
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論
关于“长篇小说”( novel)是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金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诠释。不过,我要说,在《金瓶梅》瓶里,我们会看到对于俄国批评家巴赫汀声称长篇小说乃“众声喧梅哗”这一理论的宗教变奏(同时,《金瓶梅》的叙事也具有巴赫汀本
来意义上的“众声喧哗”性质)。小说内部存在着说教式的道德评
判,这样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被抛弃过,但是巴赫汀的“众声喧哗”
理论意味着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价值可以同时并存,最终也不相互
调和。这部小说以太多不同的话语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很难只采
取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只有迂腐的道学先生,在读到书中一些
最精彩的性爱描写时,才会感到纯粹合乎道德的厌恶。在一个更
深刻的层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细致入微,使读者往往情不
自禁地产生单纯的道德判断所无法容纳的同情。
2
秋水常常强调说,《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红楼
梦》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红楼世界里,“好”的角色都还不是成人,而
成年不是意味着腐败堕落,就是意味着像元春那样近乎非人和超
人的权力。《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半好半坏、明暗相间的人物,但是
它自有一个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与毫不含糊的邪
恶一分为二。也许因为在《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善
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们理解和欣赏一个处在某个特定时刻的
人,即使在我们批评的时候,也能够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给予我
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
《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于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纯洁
千净的欲望最终是缺乏慈悲的。服饰华美的贾宝玉尽可以披着
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潇洒地告别人世间;但是我们也尽可以在一百
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几回——也许会有一位高僧嘱咐宝玉回首往
事,让他看清楚:他的永远和女孩子们相关的敏感对于任何度过了
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秋水(作者田晓菲的笔名为宇文秋水,编者注)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
秋判断一一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一一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水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
堂
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論
关于“长篇小说”( novel)是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金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诠释。不过,我要说,在《金瓶梅》瓶里,我们会看到对于俄国批评家巴赫汀声称长篇小说乃“众声喧梅哗”这一理论的宗教变奏(同时,《金瓶梅》的叙事也具有巴赫汀本
来意义上的“众声喧哗”性质)。小说内部存在着说教式的道德评
判,这样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被抛弃过,但是巴赫汀的“众声喧哗”
理论意味着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价值可以同时并存,最终也不相互
调和。这部小说以太多不同的话语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很难只采
取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只有迂腐的道学先生,在读到书中一些
最精彩的性爱描写时,才会感到纯粹合乎道德的厌恶。在一个更
深刻的层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细致入微,使读者往往情不
自禁地产生单纯的道德判断所无法容纳的同情。
2
秋水常常强调说,《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红楼
梦》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红楼世界里,“好”的角色都还不是成人,而
成年不是意味着腐败堕落,就是意味着像元春那样近乎非人和超
人的权力。《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半好半坏、明暗相间的人物,但是
它自有一个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与毫不含糊的邪
恶一分为二。也许因为在《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善
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们理解和欣赏一个处在某个特定时刻的
人,即使在我们批评的时候,也能够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给予我
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
《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于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纯洁
千净的欲望最终是缺乏慈悲的。服饰华美的贾宝玉尽可以披着
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潇洒地告别人世间;但是我们也尽可以在一百
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几回——也许会有一位高僧嘱咐宝玉回首往
事,让他看清楚:他的永远和女孩子们相关的敏感对于任何度过了
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秋水(作者田晓菲的笔名为宇文秋水,编者注)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种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
秋判断一一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一一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水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
堂
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論
关于“长篇小说”( novel)是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我不希望金下面的答案排除了所有其他的诠释。不过,我要说,在《金瓶梅》瓶里,我们会看到对于俄国批评家巴赫汀声称长篇小说乃“众声喧梅哗”这一理论的宗教变奏(同时,《金瓶梅》的叙事也具有巴赫汀本
来意义上的“众声喧哗”性质)。小说内部存在着说教式的道德评
判,这样的价值观念从来没有被抛弃过,但是巴赫汀的“众声喧哗”
理论意味着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价值可以同时并存,最终也不相互
调和。这部小说以太多不同的话语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很难只采
取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只有迂腐的道学先生,在读到书中一些
最精彩的性爱描写时,才会感到纯粹合乎道德的厌恶。在一个更
深刻的层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细致入微,使读者往往情不
自禁地产生单纯的道德判断所无法容纳的同情。
2
秋水常常强调说,《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红楼
梦》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红楼世界里,“好”的角色都还不是成人,而
成年不是意味着腐败堕落,就是意味着像元春那样近乎非人和超
人的权力。《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半好半坏、明暗相间的人物,但是
它自有一个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与毫不含糊的邪
恶一分为二。也许因为在《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善
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们理解和欣赏一个处在某个特定时刻的
人,即使在我们批评的时候,也能够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给予我
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
《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于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纯洁
千净的欲望最终是缺乏慈悲的。服饰华美的贾宝玉尽可以披着
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潇洒地告别人世间;但是我们也尽可以在一百
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几回——也许会有一位高僧嘱咐宝玉回首往
事,让他看清楚:他的永远和女孩子们相关的敏感对于任何度过了
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