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创造消费,消费也创造生产。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水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类传流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然而,它们既不是永恒不变,也不是倏忽即逝、不可提摸。它不会是神秘的集体原型,也不应是“超我”( Super-ego)或“本我(id)。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魂灵的心理学。而这,也就是所谓“人性”吧?

在讲雕塑时，我曾分出三种类型的美(见本书第六章)。上章讲词时，也指出诗境、词境之别，其实还应加上“曲境”。如所指出，诗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但二者仍均重含而不露，神余言外，使人一唱三叹，玩味无穷。曲境则不然，它以酣畅明达，直率痛快为能事，诗多“无我之境”，词多“有我之境”，曲则大都是非常突出的“有我之境”。它们约略相当于山水画的这三种境界(当然这只在某种极为限定的意义上来说)。“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是诗,“今宵剩把银钲照,犹恐相逢在梦中”是词。“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诗,“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是词,“觉来红日上窗纱,听街头卖杏花”是曲。“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是诗,(但此诗已带词意)“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是词,“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曲。尽管构思、形象、主题十分接近或相似,但艺术意境却仍然不同,它们是各不相同的“有意味的形式”。诗境厚重,词境尖新,曲境畅达,各有其美,不可替代。雕塑的三类型、诗词曲的三境界、山水画的三意境,确有某种近似而相通的普遍规律在。

图腾歌舞分化为诗、歌、舞、乐和神话传说,各自取得了独立的性格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继神人同一的龙凤图腾之后的,便是以父家长制为社会基础的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例如,著名的商、周祖先—一契与稷的怀孕、养育诸故事,都是要说明作为本氏族祖先的英雄人物具有不平凡的神异诞生和巨大历史使命。①驯象的舜、射日的羿、治水的鲧和禹,则直接显示这些巨人英雄们的赫赫战功或业绩。从烛龙、女娲到黄帝、蚩尤到后羿、尧舜,图腾神话由混沌世界进入了英雄时代。作为巫术礼仪的意义内核的原始神话不断人间化和理性化,那种种含混多义不可能作合理解释的原始因素日渐削弱或减少,巫术礼仪、原始图腾逐渐
让位于政治和历史。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要到春秋战国之际

闻一多曾指出,作为中国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伏羲考》)。这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从烛阴、女娲的神怪传说,到甲骨金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字样;从青铜器上的各式夔龙再到《周易》中的“飞龙在天”(天上)、“或饮于渊”(水中)、“见龙在田”(地面),一直到汉代艺术(如马王堆帛画和画像石)中的人首蛇身诸形象,这个可能产生在远古渔猎时期却居然延续保存到文明年代,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长久吸引人们去崇拜、去幻想的神怪形象和神奇传说,始终是那样变化莫测,气象万千,它不正好可以作为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由黄帝以来，经过尧舜禹的二头军长制（军事民主）到夏代“传子不传贤”，中国古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仍在氏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但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在逐渐形成和确立。公社成员逐渐成为各级氏族的变相奴隶，贵族与平民（国人）开始了阶级分野。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始了。它的特征是，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载辅。

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纹样，对原始人们的感受却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而具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在内。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符号），它的原始图腾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经常比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更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如前所说，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


如前所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在内。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所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有美，而只有形式（自然形体）也不成其为美。

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它们是原始艺术--审美吗？是，又不是。它们只是山顶洞人撒红粉活动（原始巫术礼仪）的延续、发展和进一步符号图像化。它们只是观念意识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但是凝冻在、聚集在这种种图像符号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并且在客观形象和主观感受两个方面，都如此。这不是别的，又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萌芽。

原始人群之所以染红穿带、描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而，它（红色）诉诸于当时原始人群的便已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彩）里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

这种异常广阔的整体性的“可游、可居”的生活一人生一自然境界,正是中国山水画去追求表现的美的理想。

这一特色完整地表现在客观地整体地描绘自然的北宋(特别是前期)山水画中,构成了宋元山水的第一种基本形象和艺术意境。

画面经常或山峦重迭,树木繁复;或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盛错综;或一望无际,邈远辽阔;或“巨嶂高壁,多多益壮”;或“溪桥渔浦,洲渚掩映”。

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地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一种深厚的意味,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宽泛、丰满而不确定。它并不表现出也并不使观赏者联想起某种特定的或比较具体的诗意、思想或情感,却仍然表现出、也使人清晰地感受到那整体自然与人生的牧歌式的亲切关系,好像真是“可游可居”在其中似的。

在这好像是纯客观的自然描绘中,的确表达了一种生活的风神和人生的理想,又正因为它并不呈现更为确定、具体的“诗情画意”或观念意绪,这就使观赏审美感受中的想像、情感、理解诸因素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而更为自由和宽泛。随着全景性整体性的画面可提供的众多的范围和对象,使人们在这种审美感受中去重新发现、抒发的余地也就更大一些。

这是绘画艺术中高度发展了的“无我之境”。诗、画以及小说等各类艺术中都有这种美的类型和艺术意境。

所谓“无我”,不是说没有艺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自觉意识到。

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对象(不论是人间事件还是自然景物),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经常也就更为宽泛、广阔、多义而丰富。

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

（巫师僧侣们的龟筮占卜）它不是去想像现存的各种事物,而是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这即是通过神秘诡异的巫术—宗教形式来提出“理想”,预卜未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

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旨意。

（图腾）它们属于“真实地想像”出来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像编造出来的“祯祥”或标记。
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例如不久前我国江南印纹陶的学术讨论会上,好些同志认为“早期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源于生产和生活,……叶脉纹是树叶脉纹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形象化,云雷纹导源于流水的漩涡”,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要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为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位的了”。①这种看法本书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不但把原始社会中“美观”、“装饰”说成已分化了的需要,缺乏证明和论据②;而且把几何纹样说成是模拟“树叶”、“水波”,更是简单化了,它没有也不能说明为何恰恰要去模拟树叶、水波。

所以,本书以为,下面一种看法似更深刻和正确:“也有同志认为,……更多的几何形图案是同古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如漩涡纹似蛇的盘曲状,水波纹似蛇的爬行状,等等。”(同上引文)

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从而颇有“胡气”的话;那末,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人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

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战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吞并,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巨大。中国兵书成熟如此之早,正是长期战争经验的概括反映。

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
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