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文艺”是酝酿自欧洲18世纪、萌芽于19世纪、20世纪后反客为主的一种艺术观,先从文学到美术,后由电影接力,并扩展到建筑、音乐、舞蹈。

其大框架是反社会、反传统、反文明,主要表现为反国家、反政权、反体制最后这一点在西方不允许,在别处则受到鼓励),真实目的是解构。具体艺术表现是颓废、堕落、丑恶、怯懦、叛逆、自我中心、无病呻吟、不对称被推到艺术巅峰,而奋发、崇高、善良、英勇、忠实、自我牺牲、坚强隐忍、对称被排斥到艺术边缘。

一句话，言恶不言善、追丑不追美。其实任何艺术观都不应只有一面,唯一面是尊而排斥另一面,必是人为带有目的的圈划。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的突然出现,人们都可以肯定它就是被预谋着如此进行的。”

电影是政治权力的延伸,在西方是天经地义的,这源自自古宗教与艺术的一体,直到20世纪才分开,还仅仅是与旧宗教的分离。

“新浪潮”这场看似自发的“革命”,实际上是对电影审美权力的一次有组织抢劫,被抢的人浑然不觉,艺术家从此被放在一条争抢“血统”的路上,同样看不见命运决定权已经更紧地攥在他人手里。

“新浪潮”之天才手笔是设计出了“作家电影”的血统神话,我在此并不置疑“作家电影”的存在理由和价值,而是此类电影生而为贵的合理性。

在看似已然结束的那场人类意识形态大战中,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字须重新定义,不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而是狡猾的专制对愚笨的专制的胜利。

看到这里肯定有一大堆国人不相信,他们自然会问“谁管谁”,因为在中国上层建筑领域从来不是由“自觉意识”统领,而总是构成权力和被权力的关系模式,时常形成“命令和被命令”的景象,国人据此一般都自认不自由。

在西方(至少在我熟悉的法国),通常情况下实际的“审与被审”由于送审者的自觉性而变成了一种“为了整体利益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审与被审”的双方抱团守秘的,事实上的“被审”者自然不会抱怨不自由。

比如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草样出来后,出版社无需命令会自觉把草样送给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关的汉学家和驻中国的记者审查。

因为针对中国有三类意识形态专家负责舆论把关,即传媒负责人、汉学家和驻华记者。

这三类人也是无需任何行政命令地联手合作,构成一道互不拆台的“防火墙”,彼此间可能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甚至互不相识,其自觉性来自各方意识到有一共同的整体利益,有关中国的话语必经这道“防火墙”筛选。

由此稿子令我们难以想像地一直送到万里之外的驻华记者手中,而这一手是瞒着作者的,跟你呼朋唤友的编辑绝不会告诉你。

中国人能想像一个上海的出版社出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会自觉到将稿子送审驻美记者?两个单位没有任何行政联系,更无上下级关系,也无一个统一的部委下命令,送审的编辑和审阅的记者之间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自觉做这样一件实为分权的事?那头审阅的人也不会因花时费力要求出版社把自己列为编委或给钱才做,而是自愿隐姓埋名、不拿好处、一丝不苟地做。在这里两个各自为营的私人机构自觉做的事,在中国两个似乎由国家统一管辖的机构却绝不会做,也根本没有做的意识,甚至同一机构内不强迫都不会做。

中国人只在强人统治下上层建筑才短暂出现过类似的自觉构建的“防火墙”,这恐怕才是与西方交手近两百年只在那一二十年战而不败的唯一解释。

喜欢给失败者尤其是天生失败者最堂皇的理由,是左翼的特性,哪怕现今很多人披着右翼的外衣。

好人目光的准确度是被他的善大打折扣的。